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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近來有些案件，明顯讓周圍的人都呈現無語的狀態，如陝西富平醫生賣嬰案、佳木斯夫妻奸殺少女案。這兩起案情，就目前可知信息，實在超越普通人的理解范圍，很難用理性分析、還原疑犯的行為邏輯。
正因為此，我傾向於將這兩案視為難得一見的特例，而非普遍的人性之惡。否則，隨著兩案的廣為人知與震動人心，本已脆弱的醫患關系會雪上加霜，而面對倒地的老人、孕婦，是否能夠以佳木斯案為借口，置之不理？
以上情況會不會出現，是對一個社會理性程度的考驗。更令我覺得骨鯁在喉的，是佳木斯案發生后，與丈夫共同殺害胡伊萱的譚蓓蓓在醫院中的狀況。
相信一個正常人，面對譚蓓蓓利用“天使女孩”胡伊萱的同情心犯下的惡行，都會感到不解、厭惡與憤恨。然而譚蓓蓓是一名孕婦。何以中國法律會規定孕婦不判死刑，也可以不實行審前羈押，即使判刑，一般也允許監外執行？推其法意，除了對孕婦的人道關懷外，最根本的還在於對無罪的新生幼兒的權利保護。
而以下的畫面很難談得上保護：不斷有人圍集在譚蓓蓓的產房外，吐痰，責罵，甚至扔東西。產房門關上后仍不斷有人窺視。也有值班醫生指著譚蓓蓓鼻子罵“禽獸不如”。
一般認為，孕婦的情緒、環境與待遇，對新生胎兒的健康會造成重要的影響。雖然譚蓓蓓是一個如此可恨的女人，但讓待產的她處於充滿義憤的群眾甚至醫生的圍觀指責之下，恐怕也違反了文明社會給予孕婦某種赦免權的原意。新生兒也沒有義務為母親的罪惡承擔責任。
如果社會制定、認可了某種規范，就應當將之無差別地適用於所有對象，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義。法律不隻要提供紙面上的合法性，也要將這種規范落到實處。圍觀人群的道德義憤可以理解，但任其泛濫造成傷害而不加管制，確實可以視為法律的缺位。
人類社會發展六千多年，最近一兩百年才將廢除私刑寫進了法律，在中國，更是二三十年前才從法院布告上去掉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充滿道德感的詞句。在法律與民意之間的調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日前看到今年全國考試大綱的一道材料作文題。稱某先生遺失手機，拾者先不欲歸還，后不僅歸還，而且不接受酬謝，原因是他看到某先生手機裡的短信，發現某先生之前向災區捐款若干，大受感動，“不能用貪心對待愛心”。
這樣的事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如果將之提煉成中學作文題，並蘊含某種價值取向，就會搞出問題來。首先必須明確，拾物不還是不對的，不主動尋找失者還可以說囿於時間精力付出，失者打來不接關機，已是心懷貪念惡意。其次，如果是因為失者道德高尚，才將手機還給失者，這是典型的用道德感混淆物權。推而廣之，搶劫貪官就不算犯罪，強奸陪酒女也不是什麼丑聞。
至於佳木斯案后，譚蓓蓓的妹妹被退婚，她丈夫的弟弟小生意做不下去，父母東躲西藏，兩家父母均不願撫養嬰兒，這些結果，大抵是基於周邊濃厚的道德壓力，雖然是旁人無法干涉的自由選擇，但還是讓人惋嘆，畢竟，讓無辜者承受一樁案件的外溢效應，並非大快人心的美事。
專欄作者簡介：
楊早：北大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話題》系列叢書主編。是目前活躍在各大媒體的知名文化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