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全民阅读立法，立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公布“全民阅读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的消息，引发网络与媒体热议。讽刺挖苦的声音似乎占了不小的比例。

这事不妨两面看。一方面，一说“立法”，大家就想到“管理”，想到公权力对私域的侵犯，你不能怪社会情绪过敏，而是要想想咱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管理”过多，而“服务”过少。

现在很多社区的“物业管理”都改成“物业服务”了，本来嘛，我出钱雇你来管理我？什么时候“城管”能改成“城服”？或许社会就能和谐多了。某老师曾说过，在中国，只要是个穿制服的站在马路边喊一声“嘿，说你呢！”，虽然你啥也没干，也会一哆嗦，这就是长期被管理留下的阴影。

另一方面，立法当然有“管理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之分。既然列入立法工作计划，而立法内容尚在调查探讨，那么不妨听听民意的吐槽，立法内容可以朝着这些被吐的方向推进，这才算是善用舆情。

干涉私人阅读当然是笑谈。阅读也不宜只理解为纸质书与实体书店。某天有位小兄弟教育我曰：“纸质书买多了不环保！”顿然让我觉得自己的书房就是一个高碳反应堆。无论如何，在讨论“全民阅读”与“阅读入法”时，必须将海量的网络阅读、手机阅读考虑在内。

就公共领域谈公共领域，阅读的扩大肯定是必要的，送书下乡网线入村，都是好事。从个人体验出发，我主要对都市阅读环境的低劣深恶痛绝。比如，机场书店，都摆着些什么书？火车站书店，都进了些什么货？高铁快车上发卖的，都是些什么内容？这些空间虽属商业，但公共性极强而且具不可替代性，公权力虽然不能限制或硬塞，但用种种手段加以引导当属可行，比如予公共推荐书目补贴，加大折扣、降低书价等等。

还有那些在北京日渐进入各商场各小区的借书机，那里面有什么好书吗？这可是完全的使用公共财产的行为，它的选点如何确定，书目如何选择，更新如何保证，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对公共财产用于全民阅读的监督，也应是“全民阅读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人问，如何防止“全民阅读”变味？我认为关键在于推送内容与资源使用的透明。每年媒体都各出奇招，评选十大好书百部好书，政府又何必在此之外另起炉灶？某资深评委曾言：年度十大好书，不能确保全是本年出版最好的书，但可以保证没有一本是坏书。通观各年评选结果，这个判断基本成立。那么，政府是不是能以所有公共媒体评选的好书为基础，去评选出公共推荐书目，并将之普遍推行于公共阅读场所，引导于市场销售渠道（并对专卖推荐书的书店免税），既可免师心自用之讥，又可省费力搜求之累，何乐而不为？

时值简·奥斯汀入选十元英镑票面，并配以其名言“I declare after all there is no enjoyment like reading！”（“没有哪种乐趣能比得上阅读！”）小样儿，钞票上还印一惊叹号，一洗资本主义金元之铜臭啊。本国全民阅读立法，可以仿效此举乎？

专栏作者简介：

杨早：北大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话题》系列丛书主编。是目前活跃在各大媒体的知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