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70問【20】

63.東京審判是否“夸大”“編造”了日軍罪行？

東京審判中舉証、質証都極為嚴格，定罪和量刑都有充分確鑿的証據，即使明知被告罪行深重，但如果沒有大量具體的証人、証言、材料，也不予以定罪。比如，由於不諳英美法的訴訟程序，事前舉証時准備不充分，當時中國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出庭作証時只是籠統地講日軍“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的惡行，結果法庭未採納其証言。總之，東京審判既符合程序正義，又符合實體正義。

64.日本軍人、支持侵略戰爭的國民只是“受到蒙蔽”、不需要承擔戰爭責任嗎？

從德國人民在二戰后的反省看，那些認為普通軍人和支持侵略戰爭的國民不需要承擔責任的看法是錯誤的。二戰后，“新德國精神導師”雅斯貝斯呼吁民眾主動正視個人罪責而不是無視，主動為納粹罪行承擔責任而不是被動或沉默。哲學家阿倫特提出“平庸的惡”觀點，強調不能把所有的罪過都歸結為納粹頭目和納粹政黨，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都要為自己的罪過承擔責任。德國政府對普通軍人、民眾應當承擔的責任不僅隻有反思，而且付諸法律行動。比如，2013年9月4日，負責調查二戰時納粹戰爭罪行的德國司法部表示，一共調查了49名奧斯維辛集中營前守衛，其中30人應該被起訴。二戰結束70年來，這種追捕一直沒有間斷，盡管有人質疑這種追捕是否還有意義，因為這些被起訴的人很多都已走到生命盡頭，但相關追捕負責人明確表示：年齡並不能成為他們逃脫罪責的擋箭牌。

65.德國和日本對二戰的認知和態度有何不同？

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顏曉峰：70年來，在對那場戰爭的認知和態度上，德國以史為恥、切割了斷，日本遮遮蓋蓋、祭祀膜拜，由此導致了兩個國家不同的周邊關系、國際形象和發展走向。戰后德國歷屆政府都採取對本民族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不因納粹集團的覆滅而放棄承擔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后果，以各種形式向戰爭受害國、受害者表示真誠謝罪。同時，德國教育法規定，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的有關納粹時期歷史的內容，學校教師必須對有關納粹專制的歷史進行深入講解，特別是要講解關於集中營和大屠殺的內容。大相徑庭的是，日本不承擔發動侵略戰爭對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人民造成極其慘重傷害的歷史責任，突出表現在否定侵略戰爭的性質。在對待戰爭罪行上始終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企圖將歷史罪行輕描淡寫、一筆抹過。日本還通過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來達到篡改歷史事實、制造虛假歷史記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