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1+1：“別在國喪時搞笑”是一種良知本分

開欄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

震災面前，紅會“不忘本”才能彌補公信

背景：雅安地震后，中國紅十字總會希望各界積極捐款捐物，參與緊急救災，有人卻對紅會表示微詞。對此，壹基金執行理事長王石轉達李連杰的觀點稱，沒有紅十字會就沒有壹基金。“僅僅依靠壹基金遠遠不夠，不因個別事件，失去對紅十字會、傳統民政系統震災期間發揮作用的信任。”

新京報發表舒聖祥的文章：最近兩日，各界“力挺”壹基金，甚至將紅會收到的善款和壹基金作比較。李連杰的觀點，其實不只是一種大度。或許有人會說，“我哪都不捐，真想捐的話直接送到災民手裡”﹔在慈善機構普遍遭遇信任危機的當下，這樣的聲音也許容易得到很多人認同。問題是，我們現在能夠將救災物資“直接送到災民手裡”嗎？地震救災不僅需要有慈善熱情，更需要有專業的救援知識和經驗技能，參與救援更需要冷靜和理性，避免幫忙不成反添亂。如果我們真的像有人說的都拒絕向紅會這樣有資格進入災區的慈善機構捐款，災區同胞怎樣才能及時得到幫助？事實上，現在網上對紅會的某些質疑，本身就有非理性甚至是攻擊的成分，或者干脆就是假新聞。當然，對紅會而言，蘆山地震也是它“重塑信任”的一個良機：如果這次辦好了，也許能夠重新挽回信任﹔如果繼續讓人失望，則必將加大惡性循環的危機。紅十字會要想重獲公眾信任，必須徹底拋掉過往的功勞簿，用真誠的態度和透明的運作，來打消公眾的質疑和擔憂。所募集款物的管理使用和相關成本，都全程公開，每一筆捐款，都應該讓捐贈人知道去向，並且時刻接受社會的監督。

小蔣隨想：不得不承認，紅十字會依然是組織布局最廣泛、救助經驗較豐富的慈善機構。在大災面前，紅會必須在扶貧濟困中一馬當先。盡管經歷了一些不光彩事件，雖然近兩年的獲捐款額降低不少，但紅會終歸還是有一定家底與積澱。尤其是在危急時刻，紅會理當以震區百姓的疾苦為著眼，盡全力發揮自身的救災效用，這是紅會存在以及發展的根本理由。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公信力的積累與彌補是靠行出來的。當紅會以實際行動幫扶災區群眾，當紅會的賬目禁得住公開的考量，群眾自然會做出理性的捐款選擇。對紅會而言，切忌陷入“無捐款不救助”式撒嬌，矯情於“缺錢”不可能贏得公眾的憐憫。反過來說，如果紅會忘我地對災民“不離不棄”，公眾必然也會對紅會“生死相依”。信任需要水到渠成，任何強迫外力都是徒勞的。許多人之所以傾向民間慈善機構，很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公立慈善機構太官僚。難道，組織縝密就要以森嚴的官級為基礎？脫離了體制，慈善就沒有了生命力？正如大學應該去行政化，慈善機構同樣應當向社會化發展。當然，這都是后話，目前的當務之急還是救人。

“別在國喪時搞笑”是一種良知本分

背景：雅安地震，數千人傷亡，在全民傷感的大環境下，部分電視台還在播放著搞笑娛樂節目，演藝人員在熒屏上插科打諢，惹得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憤怒：國難期間，如此行徑，簡直是沒心沒肺沒人性。

新京報發表董嘯的文章：一般來說，約束人類行為有三種准則：宗教、法律、道德。道德是社會約定俗成的不成文准則，雖然不成文，卻能起到約束人們行為的作用，蓋其可以形成社會輿論，從而產生非暴力的強制性。對他人的不幸給予同情和慰問，而非自顧自地開心愉快，這是人之常情。古代在國喪期間搞娛樂活動是要抄家砍頭的﹔如今文明社會，沒有了這種不人道的法律。所以對當下而言，暫停娛樂也是有必要的，這種做法意味著對逝者的尊重和生者的慰藉。雖然每個人都有不悲傷的權利，但並不代表可以無視他人的悲傷，歌舞狂歡，肆意放大自由的邊界，這正如在別人家的葬禮上嘻嘻哈哈，少不了被抽一頓大嘴巴。其實，悲傷終有一天會淡然，會散去，人們又會抹去血痕，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那時候再娛樂也不遲，而現在，還請尊重更多人的悲傷。

小蔣隨想：即便你不想為別人止痛，也別在他人的傷口上撒鹽。沒人強迫你痛哭流涕，但起碼別嘻皮笑臉。與其說這是一種德行，倒不如說是人性應有的良知。有人或許會辯駁“微笑代表樂觀”。這種論調禁得住推敲嗎？“微笑局長”楊達才面對36人死亡、兩人重傷的重大車禍，居然笑得出來，恐怕給“人品問題”做出了最好的解釋。風雨過后會有彩虹，但在處於風雨中時，在仍有同胞被壓在地震瓦礫下時，公開地、放肆地樂呵都是不合時宜的。如果突然中獎500萬，也拜托您找個地方偷著樂。想想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奉獻一些愛心更是良善的。隻有災區的群眾獲得了應有的救助，獲得了生理與心理的醫治，在重建家園后露出的微笑，才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