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兒？【4】

　　讓民主恢復正常

　　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穆勒等現代民主的奠基者最讓人詫異的是他們的清醒態度。他們將民主視為有力、但不完美的機制：需要審慎設計，發揮人類的創造力，但還要制約反常的人性，確保機器正常工作，不斷加油、調試、試驗。

　　清醒的品格在建立民主制度伊始尤為重要。最近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失敗的民主試驗，原因之一就是過於看重選舉，輕視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國家的力量必須得到制衡，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必須得到保障。那些最成功的新興民主國家，秘訣之一便是克服了多數主義的誘惑——贏得大選以后，多數派即可為所欲為。印度從1974年（除了實施緊急狀態的那幾年）、巴西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兩國都得以保持民主政體至今，原因都隻有一個：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個人權利。

　　強有力的政制不但能夠促進長期穩定，還可以減少少數派篡權的幾率。它還能夠支持打擊腐敗——發展中國家的禍根。相反，新興民主國家受挫的第一個信號就是民選領導人逾越權力——通常是以代表大多數人的名義。

　　這類反自由的行為發生時，最需要吸取教訓的是新興民主政體的設計者：他們應當看到，對於健康的民主政體而言，強有力的分權制衡的重要性不亞於選舉權。甚至謀求獨攬大權的政客也應當從埃及和烏克蘭吸取教訓。

　　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也要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設。全球化和數字革命使得某些最受推崇的政治體制變得陳舊不堪。制度完備的民主國家需要將自身體制升級換代，解決本國問題，重新拾起民主的國際威望。某些國家已經開始有所准備。美國參議院採取措施，加大參議員阻撓提名的難度。一些州引入公開初選，並將劃分選區的工作交給獨立委員會。還有別的措施。改革政黨資金政策，公布所有金主的名字，這也許能減少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歐洲議會可以要求議員提供公款開銷的發票。意大利議會有太多享受高薪的議員，上下議院權力過於均等，導致任何議案都難以通過。可是，改革者必須有大魄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團的最好辦法是限制政府項目數量。解決政治厭倦情緒的最好辦法是政客們少說大話。簡而言之，政府越小，民主就越健康——這一理念可追溯至美國革命。

　　這些分權制衡的理念乃是出於對暴政的恐懼。但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扼殺民主的敵人越來越隱蔽。一個是政府規模。政府持續擴張，導致個人權利受損，特殊利益集團受益。另一個敵人是政府允諾空頭支票的惡習，要麼是發放根本承擔不起的福利，要麼是發動贏不了的戰爭（例如打擊毒品）。選民和政府都必須認可限制政府擴張權力的欲望。現在正是時候在更大范圍內限制政府權力。成熟的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一樣，都需要對民選政府進行分權制衡。

　　對於虛弱的民主國家來說，賦予智者與好人以更大權力，這難道不是一劑良藥嗎？不盡然。無私的規則可以防止人們選擇導致破產和社會停滯的政府支出方案，或者保護少數族裔免於迫害。但是，技術官僚的統治也有其局限性。在財政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領域，權力應謹慎行使，過程必須公開、透明。

　　一些權力向上集中，由領導人和技術官僚決策，那麼另一些權力則應下放給普通民眾，以取得制衡。難點在於，如何利用全球化與本土化這兩股力量，不回避、不抗拒。既有的民主國家面臨的兩股力量——上層的全球化，下層的微觀權力——如果取得平衡，就能夠增強民主，而非破壞民主。

　　托克維爾提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市鎮集會對於個人自由的意義，就像小學的科學課一樣﹔它教導人民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使用、享受民主。”市長的支持率通常是全國性政客的兩倍。現代技術能夠幫助實行現代版的托克維爾式市鎮集會，推動公民參與和創新。過度的網絡民主形式（每件事都要反反復復的投票）可能會受到特殊利益集團操縱。但技術和直接民主能夠相互制衡，打個比方，獨立的預算委員會可以評估發起投票的成本和可行性。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說過：“民主不會永遠存在。它會衰弱、耗盡，然后自殺。從來沒有哪個民主政體最終沒有自殺。”顯然他錯了。民主是20世紀意識形態之爭的偉大勝利者。但如果民主還想延續20世紀的輝煌戰績，它必須在幼時得到一絲不苟的呵護，成年后得到孜孜不倦的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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