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兒？【3】

　　民主的壞脾氣

　　甚至在其心臟地帶，民主也遭受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小毛病。自民主的黎明——19世紀晚期以來，民主通過民族國家和全國性議會得以體現。人民選出代表，在一定時期內行使國家權力。但這種安排從上到下均遭到沖擊。

　　從上層來看，全球化改變了一國政治的根基。國家領導人將一大部分權力移交給全球市場和跨國主體。結果，政治家無法向選民兌現承諾，國際組織影響力越來越大。來自底層的挑戰同樣嚴峻：NGO和說客等“微觀權力”正在擾亂傳統政治結構。互聯網讓微觀權力的組織和宣傳工作變得更加便利﹔觀眾們每個星期參與一次生活秀的投票，網民們輕點鼠標便可發出聯署信，在這樣的世界，每隔幾年才輪到一次的政治選舉越來越與時代脫節。

　　但是，民主面臨的最大挑戰既不是來自上層，也不是來自底層，而是來自中間——選民本身。柏拉圖關於民主的主要憂慮是市民“沉湎於日常生活的享樂”。這的確是真知灼見。民主政府逐漸習慣於背負龐大的結構性債務，借錢滿足選民的短期需求，忽視長期投資。法國和意大利已經30多年沒有實現過財政平衡。金融危機驟然暴露了此類以借債度日的民主國家的真面目。

　　隨著危機后的刺激政策逐步縮小，政客們現在必須直面兩難困境。政客們要想說服選民接受財政緊縮，那麼他們在選舉中就會不受歡迎。增長放緩、財政吃緊，導致利益集團爭奪有限資源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更糟糕的是，這種競爭是在人口老齡化的西方世界展開。老人投票率比年輕人高，許多國家現在面臨過去與未來的斗爭，既有福利與未來投資的斗爭。

　　日益蔓延的厭倦情緒讓民主雪上加霜。發達國家的黨員數量持續下降：僅僅1%的英國人現在參加政黨，而1950年的數字是20%。選民數量也在下降，一項針對49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選民數量從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2012年針對7個歐洲國家的調查顯示，逾半數選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英國尤戈夫調查公司針對英國選民的調查表明，62%的受訪者認為“政客永遠在撒謊”。

　　同時，“鬧著玩兒”和“游行抗議”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2010年，冰島的“最佳黨”承諾將公然腐敗，卻贏得足夠選票，成功走進雷克雅未克市議會。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選民支持貝佩·格裡洛——一位喜劇演員。如果人們真是一無所求，這種對政治的普遍厭倦情緒也許是健康的﹔但選民實際上有很多要求。結果將造成惡劣、不穩定的影響，一方面依賴政府，一方面卻鄙視政府。這種依賴關系使得政府過度擴張、背負過多債務，而鄙夷的情緒剝奪了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機能失調與壞脾氣接踵而來。

　　心臟地帶的民主問題有助於解釋其他地方遭遇的困難。20世紀民主之所以運轉良好，一部分原因是美國的霸權：其他國家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世界領袖。但隨著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和歐洲失去了榜樣的魅力和推廣民主的胃口。既然美國政府連預算都通不過，更談不上對未來的任何規劃，那其他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要把民主當作理想政體呢？既然歐元國家的精英們為了財政原則而踢走民選領導人，那獨裁者們為什麼要聽從歐洲的民主教誨呢？

　　與此同時，新興世界的民主國家遭遇了發達世界的同樣問題。這些國家也受到短期開銷的束縛，拿不出長期投資。巴西允許公務員53歲退休，卻造不出一個現代化的機場。印度花錢收買各類團體，卻沒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各國的政治體制被利益集團所綁架，被反民主的惡習所破壞。英國歷史學家帕特裡克·弗倫奇寫道，印度下院所有30歲以下的議員均出自政治世家。甚至資本家們都不再願意支持民主：許多印度商業大亨一直在抱怨，印度的混亂民主造就糟糕的基礎設施，而中國的威權體制造出了高速公路、漂亮的機場和高速鐵路。

　　以前，民主也曾退卻。如今事情沒那麼糟糕，但針對民主的優越性和必然性這一理念，中國造成的威脅遠比共產主義來得大。

　　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19世紀時指出，民主的外表總是看起來比內在虛弱：表面上各種混亂，實際上卻具有很多內在力量。產生新的領導人，提供新的政策，民主國家能夠比專制國家採取更加新穎的策略處理問題，雖然尋找正確的政策可能來來回回花費很多時間。但新興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若想確保勝利，都必須打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