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報：村官公費旅游是“順應民意”？

日前，東莞清溪鎮漁梁圍村村民向紀委實名舉報：該村首批30多名村干部、黨員及村民代表外出多地旅游，全程住宿皆為五星級或准五星級酒店，人均花費5880元。按兩批52人計算，總費用將達30多萬，全為村集體出資。村支書朱漢文回應，“最初是村民代表強烈要求去的……我一個人也很難反對。”（8月1日《中國青年報》）

前不久，中國教科院院長袁振國偕夫人公款出國旅游，“巧妙”地將責任嫁禍於出國考察，被人口誅筆伐。此番，東莞村干部竟將公費旅游的惡意，嫁禍給當地村民代表的“強烈要求”，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試問，村民會“強烈要求”村官公費旅游嗎？即便是村民代表，也不能代表全體村民允許村官如此耗費民脂民膏，說不定那些村民代表，也是公費旅游的受益者。公費旅游早已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是黨和政府堅決禁止的。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搞公費旅游，滿足的只是一些人的個人私欲，損害的卻是廣大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何況“錢袋子”是民生最重要的載體，村民“強烈要求”村官公費旅游，到底是村民“傻得分不清”，還是村官信口雌黃？不言而喻。

事實上，群眾“強烈要求”的事多了去了，比如“強烈要求”領導干部公示個人及家庭財產，“強烈要求”公平公正選拔村民代表，“強烈要求”整治貪腐，“強烈要求”治理污染等。真要惠民生、促和諧的基層領導干部，恐怕更應在這些方面“順應民意”，而不是將“順應民意”的創造力發揮到公費旅游上，方能體現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群眾觀。

從這起公費旅游風波可以看出，我國雖然實施的是村民自治——廣大農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依然難以實現村民自治中“四個民主”的核心內容，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試問，那些“強烈要求”村官公費旅游的村民代表，到底是如何選出來的？是否已成為花著百姓錢、干著自家事的村干部的“利益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