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立法促进阅读， 应做的与不应做的

记者4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目前，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专家认为，设立国家级的全民阅读条例以规范和保障各类阅读活动非常必要，其法律化意义重大。（8月4日新华社）

近些年来，关于国人阅读率低、阅读时间短等议题，已在舆论场内发酵数轮。只是无奈，痛呼疾陈者众，对症下药者寡。此番国家层面开启立法计划，意图以“法律化”路径，助力全民阅读指数提升，令人期许。

事实上，就实践效果而言，针对具体事项的专门立法，多数时候生效迅速、效果较佳。也正是有过往成功先例铺底，立法促进民众阅读的尝试，自然前景可期。

有必要厘清的是，全民阅读立法所具备的双重属性：于社会而言，它是对公共治理目标的梳理、申明，启动及主导着某些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于民众而言，它是一部不具备强制力的倡导性法律，并不会直接介入、干涉个体的阅读生活。具体来讲，《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能影响的，乃是出版业的提振、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与标准化、阅读文化的传播等宏观方面。

明乎此，公众应当能打消对“法律将绑架我们阅读”的担忧了吧。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此类忧虑又何尝不是对立法者的一种提醒呢？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修改与完善中，唯有秉持“重构公域，不涉私域”的原则，才可守住法律的边界、消解公众的抵触情绪。有时，为落实某良善初衷，自作主张为民众“代言”、替民众选择，可能会事与愿违。

即便“良法”能引导社会向好，“法律变现为现实效益”，终究需要一段时间。唯有抱持耐心，恪守住干预的边界，坚持政策延续性，以立法促进全民阅读的尝试，才可能有所收获。仍须重申的是，阅读文化的重塑与演进，终究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官方意志引导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显然还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这事实上提示我们，不妨以更开放之心态，围观、见证此一立法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