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和韓磊的死刑帶給社會何種思考

9月25日,兩起備受社會關注的案件審判有了結果——沈陽刺死城管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這個小販的人生，因為在於城管的激烈沖突中做出過激行為，而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后果，兩名城管被刺死，夏俊峰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北京大興摔死女童案宣判，韓磊一審被判處死刑，雖然之后也許還有上訴和二審，但韓磊的結局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已經先在道德法庭上判了死刑，無論是社會對其突破人倫底線行為的極大憤慨與譴責，還是韓磊在法庭上自承所犯罪行應當判死（9月25日 綜合中國新聞網）。

兩起判決，在刑罰上的爭議也許不會有太多，畢竟罪與罰是法律所要秉承的原則，無論出自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后果已然無法改變，無辜的女童讓社會為此鞠淚，被刺死的兩名城管也是不應失去的生命，夏俊峰和韓磊終將要承受最后的一切。

然而兩起判決，同為死刑，帶給社會的思考各有不同。之前社會對於夏俊峰的某些情感，就在於他同樣也是千百萬小販的生存縮影。小販本為城市弱勢群體，收入低，生存技能單一，依靠街邊販賣獲取生存資本，而城市管理者對他們往往採取排斥和驅逐的立場，活在夾縫中的小販沒有獲得官方認可，其心理更加容易邊緣化，日復一日與城管的貓捉老鼠游戲，則會在恐懼、擔憂、憤怒等諸般情緒中，突然達到某個臨界點而爆發，夏俊峰刺死兩名城管的行為固然過激，可誰又能保証不會出現下一個夏俊峰？

而被刺死的兩名城管，實際上也是城市傳統行政管理體系中的弱勢群體。別看城管近年來獲得了地方政府各種資源支持，甚至被媒體戲稱為武裝到了牙齒，但以簡單粗暴方式對待小販，或者嘗試所謂情感執法、臥底執法之類的創新，都無法讓城管擺脫職責與實際執行力內在沖突的困境。隻要小販有生存的需求，就無法從城管眼皮子底下自動消失，城管的任何執法行為都隻能治標無法治本，永無止境的對抗不僅讓小販備受屈辱，也使得一線城管隊員身心俱疲。許多城管隊員是在明知其職責不可為下而為之，社會則對在城管與小販的矛盾中站在后者一方，城管的社會形象可謂低到了極點，無力感和失敗感成為城管的宿命，再也沒有比這更加可悲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夏俊峰和被他刺死的兩名城管，都是制度不合理的犧牲品。三條寶貴生命為早已滯后於時代發展和文明規律的城管模式而陪葬，難道還要為此繼續付出令社會不堪的代價？

韓磊摔死女童，看似是他個人的罪刑，但近年來社會似乎涌動著種種暴戾氣息，人與人的關系變得緊張脆弱，稍有矛盾就引發激烈沖突。人本為理性產物，為何卻生活在叢林社會，要用暴力來“捍衛”自己所認定的權利？尤其是對待孩子，這一最應受到保護的群體，人類社會世代傳承的肉體與精神結晶，卻屢屢成為被傷害者。從近年來屢屢有暴徒襲擊幼兒園，作為報復社會發泄私憤的極端現象，到“禽獸教師”體罰甚至凌辱學生。 韓磊摔死女童，更是將個案放大到了令人無法再回避的刺目與血腥，逼迫社會去思索，當今社會到底缺少了什麼，暴戾由何而生，從政府到我們個體，應為校正這一社會病做些什麼？

個體的悲劇令人唏噓，社會則要從中汲取讓悲劇不再重演的反思與改進能量。美國康涅狄格州校園槍擊案后，總統奧巴馬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面對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也認識到我們對每一個孩子承擔責任，因為我們期待其他每一個人也都能幫助護佑我們的孩子﹔我們都是家長，他們都是我們的孩子。”無論是被摔死的女童，被刺死的城管，包括小販夏俊峰，甚至是在最后一刻才懺悔自身罪刑的韓磊，他們都是國家的孩子，而國家必須付出更多，讓每個人都感受到社會的愛，並教育他們，把愛回饋他人，這是奧巴馬的感悟，也應是我們所有現代文明人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