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打人工具論是對警察人格的貶低  

蘇州市信訪局工作人員接待上訪時咆哮:“警察不打人,那養警察干嗎?”這種令人瞠目結舌的話語,充分反映出部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暴戾的情緒,也反映出個別人對警察職責認識的嚴重錯位。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要捍衛國家的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同時又要為普通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因為隻有這樣警察的存在才有正當性和合法性。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制定專門的法律規范,一方面賦予警察必要的行政執法權,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地限制警察使用暴力手段的范圍,防止警察在執法的過程中損害人民的利益。

警察職能的改變,帶來的是警察職業倫理道德的改變。各個國家的法律不僅嚴格規定警察執法的程序,而且更主要的是,當警察在執法的過程中與執法對象發生沖突的時候,出於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考慮,往往對警察的暴力行為設置許多前提條件。譬如,警察使用警械的時候,必須得到上級部門的批准﹔警察搜查的時候,必須得到司法機關的認可﹔警察在拘留或者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必須符合法定的程序並且接受其他司法機關和社會的監督。所有這些都旨在進一步明確警察的職能,重塑警察的職業道德倫理。

我國警察的職業道德倫理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第一個階段是工具理性階段,強調警察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警察的首要職能是維護社會秩序,確保國家政權的穩定。第二個階段是警察的價值理性階段,強調警察必須為人民服務,時刻牢記人民的囑托,處處為人民排憂解難。在這個時期警察扮演著幾乎所有國家工作人員應該承擔的角色,無論是上班還是下班,警察都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沒有自己的家庭,沒有自己的生活。在這個時期大量的影視節目不斷謳歌那些舍小家為大家的警察光輝形象,讓警察變成了整個社會正義的化身,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征。“有困難找警察”直到今天仍然是警察反復宣傳的口號,以至於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些下崗工人找不到工作,要求社區民警提供服務,而新聞媒體大張旗鼓地宣傳這種行為,從而使中國的警察陷入到騎虎難下的兩難境地。如果警察不能為公民提供“全方位”服務,那麼警察就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如果警察為了幫助市民解決生活中的困難,而無法正常履行自己的本職工作,以至於出現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那麼,人們又會對警察口誅筆伐。

警察權力的不斷泛化以及警察宣傳部門高調的宣傳,使得整個社會對警察有過高的期望,當警察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的時候,人們又會對警察感到失望,甚至陷入絕望之中。這種強烈的心理落差,使得警察職業成為人們批評最多的職業。或許正是看到了中國警察社會定位中存在的問題,現在國家權力機關正在謹慎地調整警察的社會職能,尋找法治社會中警察的職業道德倫理。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要進一步明確警察的職能范圍,盡可能地規范警察權力和責任,另一方面要重塑警察的職業道德倫理准則,從而讓整個社會充分意識到警察的職能所在,為警察履行自己的職責提供具體的行為指南。

現代警察的職業倫理必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警察與普通公民之間不是一種對立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配合的關系。在現代法制體系中,警察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同時也是社會秩序的協調者。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秩序中,警察不僅要嚴格依法辦事,而且更主要的是,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社會矛盾,尋找解決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把國家的法律與復雜的社會關系聯系起來,在執法過程中形成新的社會和諧關系。其次,警察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必要的時候警察可以採取暴力手段維護社會秩序。但是,警察採用暴力手段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打擊犯罪的過程中,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辦事,如果警察濫用自己的權力,不僅會損害公民的權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會損害警察自身的形象和社會公信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能期望警察通過暴力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因為不恰當地運用警力,非但不能解決社會矛盾,反而有可能會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現在一些地方在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動用大批警力維護秩序,甚至採用拘留和逮捕的手段,限制被拆遷人的行為自由。這種做法客觀上違反了憲法的基本原則,也違反了我國法律中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第三,在任何情況下,警察使用暴力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和維護社會秩序。

把警察看作是一種打人的工具,從本質上說,是對警察整體人格的貶低。如果把維護社會秩序作為目的,頻繁地使用武力,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積累更多的矛盾。各級政府機關工作人員都應該認真反思警察的職業道德倫理,一方面不要動輒召喚警察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要重新思考國家機器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在公民與國家之間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