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網站：“禮尚往來”不能“公器私用、權錢交易”【2】

■法律制度：對官員的權力行使等進行嚴格的規制

其實，關於上述所謂“禮尚往來”的正當性評估，許多人是心知肚明的，而往往因為現實利益誘惑或人性的弱點，或明知故犯，或身不由己。顯然，這不僅僅是認知和文化觀念上的原因，也有其制度法律層面的原因，故下文的分析重點就在於從“禮尚往來”的主體這一角度切入，探討如何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來對其進行相應規制。以下重點關注涉及公權力的人情往來，而非私人情意層面的人情往來。

就和公權力相關的負面人情而言，“禮尚往來”的主體主要涉及兩種：政府官員或各級各類國家公職人員，某些可能卷入人情不正之風的潛在普通民眾（以下分別以官員和普通民眾代稱之）。

先論官員。許多人情不正之風之所以頻繁發生，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官員權限過大、缺少約束所導致，故作為治本之法，就應當首先在制度上和立法上對官員的權力行使等進行嚴格的規制。

首先，官員無權動用公帑對官員、國家公職人員或普通民眾進行任何不合理的、超標的招待吃請送禮活動，與此同時，嚴格限制和規定公款招待和公關活動的類型、對象、形式和標准等，規定最低限度的限額與標准，杜絕鋪張浪費和貪污腐敗。當然，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措施則是注重法治和吏治，通過制度建設，限制官員個人在財務、人事、行政權等方面的獨斷權力，注重公共行政的規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設，減少人情尋租的空間。其次，官員不得接受和參加任何超標的和非正當的公款招待吃請活動，或任何形式的超出一定金額的私人招待吃請或送禮。事實上，一些國家的公務員法便有相關規定，官員如果接受公、私層面的吃請招待或禮物等超出一定金額的話，一律按受賄罪論處。

次論普通民眾。在堵住官員借“禮尚往來”之名行腐敗受賄之實的同時，也要堵住某些普通民眾借由“禮尚往來”進行行賄腐蝕的渠道。具體而言，則任何私人個體尤其是當事人不得對官員或公務員進行任何缺乏合理合法理由的超出相關規定標准的招待、宴請、贈禮等活動，超出規定標准者，一律按涉嫌行賄罪等論處。總之，隻有通過上述對於官員和普通民眾的雙重限制和雙重法律責任追究，雙管齊下，方可真正堵住制度漏洞。

但有人對此會有所擔心：對官員和國家公職人員要求“如此之嚴格或苛刻”，是否合理？這樣的制度安排是否會引發官員和公務員群體的不滿？是否會導致不能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的后果？這些擔心並非全無必要，卻並非在正確方向上的質疑。因為，第一，對國家公職人員的嚴格和特殊要求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的題中應有之義，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權力過於集中且缺少嚴格規制、官員參加超標吃請招待送禮活動本來就不正常、不正當和不合法，是非常態的，當然不能對這種不正之風遷就妥協，而要建立起包括上述措施在內的各個領域的合理合法的“新常態”。第三，在此基礎上，也必須以此為前提和基礎，才可以進一步探討吸引優秀人才的方式。比如，可以通過在制度層面，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收入水平等進行綜合考量，按照合法的程序，以貨幣化收入分配制度，適當提高官員和公務員的相應工資水平的方式來處理——而不是用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名目繁多的實物化禮物、潛在福利、灰色收入乃至不正當收入的形式。工資屬於私人財產，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獲得和自主使用，公共財政屬於國家財產和公共財產，不能隨意取用，由此在制度上杜絕灰色收入的空間，為提倡公私分明的文化和倡導淳朴政風等，提供了制度保障。

事實上，經過這樣的制度安排，官員便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參加一切打著人情往來旗號，實則拉攏、腐蝕的吃請迎送等活動，既免於陷入貪贓枉法的危險處境，亦免卻拉不下面子或被親朋好友指責沒有人情味的不利境地﹔既省卻忙於應付公私層面的種種迎來送往、吃請招待等冗雜事務，亦無由沉溺於花天酒地、奢靡荒淫等庸俗趣味中，反而有利於全身心致力於鑽研業務、行政事務和公共服務本身，甚至還可以省出時間來讀書和修身養性，培養高尚趣味，提高文化知識水平和執政能力。官員“門前冷落鞍馬稀”，便能倡導一種端肅清嚴之政風。

其實，諸如上述規制思路，在既有政策措施中也有，往往以黨紀政令的方式三令五申之，然而因為沒有成為慣例，規范為制度，上升為法律，所以或不免讓部分官員因此存了“此一時彼一時”的僥幸和投機心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探討將政令規章法律化或法治化的可能性，即一方面進一步規范行政命令規章和行政法之間的關系和界限，在某些事務和領域中，由行政法取代行政命令和規章制度，形成合理的符合現代政治規律的固定的制度和明確法律條文﹔另一方面，在加強行政處罰及其可操作性的同時，在行政法體系和刑法體系之間建立合理的銜接關系，嚴重行政失職、瀆職等行為入罪化——這就像“酒駕入罪”對於勸酒之風有制度上的有效阻止作用一樣。當法律有明確規定，便可給予官員拒絕打著“禮尚往來”幌子進行腐敗活動的人更為理直氣壯的正當理由，而又不傷及親戚朋友的感情和面子，從而兼顧和平衡了正常人情和依法公正行政這兩者的要求，並且產生的是“一加一大於二”的正和博弈，取得了更大的制度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