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盜尸火化”吃官司是否“被逼無奈”？

市民“慶祝”領導落馬何以被“行拘”？

背景 ：11月1日晚，一份大同警方出具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在社交媒體傳播並引發關注。該文書顯示，一名趙姓男子因在大同市委門口舉國旗、燃放煙花爆竹等方式煽動群眾，嚴重影響社會秩序，被行政拘留15日。趙姓男子則表示，只是“擁護黨的英明決定”，“慶祝”大同原市委書記豐立祥落馬。

華商報發表鄧海建的觀點：一個沒有違法記錄的公民，因為拉國旗、唱國歌而被行政拘留。這背后的邏輯，實在令人費解：一來，國歌國旗是《憲法》規定的，隻要沒有褻瀆或侮辱，歌詠對之的熱愛與敬畏，不僅不是犯罪，更應該是提倡的公民權益與自由。二來，在地方黨政機關前唱歌跳舞或者燃放花炮，所謂對社會秩序的“嚴重影響”，該如何界定“嚴重”程度？再說，“煽動群眾”的，一般是流言或謊話，舉國旗如果也算是“煽動”的話，中國社會的各種庄嚴儀式豈非都有非法之嫌？“官員倒，放鞭炮”，這似乎成了民眾慶祝貪官落馬的“必備曲目”。這樣的鞭炮聲，起碼傳遞了三重正面價值：一是對權力貪腐的深惡痛絕，二是對拍蠅打虎的鼎力支持，三是警醒在位者用好手裡的公權力。

小蔣隨想：據悉，至少有10名以上大同市民因牽扯此事被行政拘留。說白了，老百姓痛恨貪官，也會對一些貪官曾被“帶病提拔”感到憤慨。對於這種負面情緒，有人只是私下咒罵，也有人試圖通過公開的方式表達。問題是，對於群眾“公開慶祝”貪官落馬，尤其是到政府機關門口，某些在任的管理者恐怕覺得是在“惡心”自己，是在給政府“抹黑”，因而武斷地將此歸入“非法集會”、“煽動群眾”范疇。至於唱國歌、舉國旗的合理合法性，根本就不在某些領導的考慮之內。天地之間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群眾應有對干部乃至行政給予好評或差評的權利。今年8月，甘肅臨洮縣縣長柴生芳勞累過度猝死，當地萬名群眾自發上街送別靈車，高舉“柴縣長一路走好”的橫幅。同樣是群眾“自發聚集”，管理者的態度為何迥異？所謂“煽動群眾”，有怎樣的“標准”？

干部“盜尸火化”吃官司是否“被逼無奈”？

背景 ：廣西北流籍犯罪嫌疑人鐘某富以及廣東籍犯罪嫌疑人董某慶、何某明3人因涉嫌盜竊尸體罪，近日被北流市公安局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董某慶、何某明原為民政干部，買尸火化是為了完成“任務”。

華商報發表畢曉哲的觀點：一些地方土葬習慣很難打破，甚至出現“害怕火葬而突擊自殺”的事件。如果政策在一些地方基本無法執行，或者，遇到的是絕大多數人的抵制，說明政策本身在一些地方尚不符合時宜。應該針對性做出政策方面的調整，而不是“一刀切”，更不應該為了完成“任務”而不顧實際下“火化指標”。如2009年出台的《廣東省殯葬管理辦法》，其中第四條明確規定：“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地區，應當實行火葬，暫不具備條件實行火葬的地區，允許土葬。”讓政策更人性化和更符合當地民眾意願，以及出台更富有地方特色的配套性鼓勵政策，這是完全必要的。

新京報發表畢舸的觀點：任何社會事務的管理一旦簡化為數字治標，很容易導致問題的異化，“買尸火化”正是這樣的異化產物。據何某明交代，他還專門向鎮政府領導匯報，領導居然同意了這個方案。由此可見，“買尸火化”已絕非個體行為，而是為了應對火葬任務指標、個別地方政府公然作假應付的潛規則。我們必須還原殯葬政策的利國利民本意，徹底鏟除畸形的火葬政績觀和粗暴指標化管理，而是要通過普及教育，循序漸進，逐步消除誤解，達成社會各界對殯葬改革重要意義的共識。如此才能讓殯葬政策推行得更加順暢，更符合公共利益。

小蔣隨想：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怎樣處理親人的遺體，其實屬於私權利范疇。舉個類似的例子，盡管身故者捐獻器官對社會與他人有重大積極意義，但在捐與不捐的問題上，必須尊重死者生前的想法與家屬的意志，外力無權干涉。這之中，不應涉及“對與錯”的道德綁架，已然成為社會共識。同理，火葬既有衛生防疫方面的考慮，又是為了避免“死人與活人爭地”。但是，縱然目的初衷良好，也不能漠視個體的私權。至少，在強調人性化的當下，有關政策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切勿搞霸王硬上弓。由此觀之，“買尸火化”以及盜尸犯罪，恐有被逼無奈之嫌。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