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不能讓車改成公車問題次生災害

　　從一開始推動改革的艱難、遲滯不前,到現在的部分地方啟動試點,無論是發放高額車補,還是公車賤價拍賣,都會引發一些質疑

　　2014年初,五糧液集團落下國有企業公車拍賣的“第一槌”﹔沈陽市大東區首批拍賣121輛公車﹔一些地方公車司機開始辭職改行……一些地方公車改革遲滯不前的情況正在好轉。不過,新一輪治理中又面臨新的問題,國有資產如何賣得合理,改革程序不夠公開、拍賣流程不夠完善,個別地方的“應付式改革”亟待糾偏補漏(2月25日《新京報》)。

　　一直以來,公車改革都是公眾輿論高度關注的焦點。從一開始推動改革的艱難、遲滯不前,到現在部分地方啟動試點,無論是發放高額車補,還是公車賤價拍賣,都會引發一些質疑。

　　那麼,以改革之名推進的公車治理,為何總是會遭遇質疑,甚至被公眾認為是公車問題的“次生災害”呢?

　　首先,這些年來,在公車管理上由來已久的缺乏公開透明問題,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更加難覓真相。以保有量為例,民眾很難知道政府部門、事業單位乃至國企真正的公車數據。輿論呼吁了多年的“三公”經費公開,也缺乏實質性的進展,很多單位部門要麼閉口不談,要麼只是公布一個籠統的數目,真實情形永遠在沉默之中。

　　今年年初,五糧液集團啟動公車拍賣程序,且不論其程序是不是合理,信息披露是不是充分,僅就其拍賣的公車數量、車型而言,已經足夠讓人驚訝。一次即拍賣343輛,而且還有兩輛豪華悍馬,這樣的浪費確實驚人。而沈陽市大東區開拍的首批公車,也不乏起拍價達68萬元的進口豪華越野車。窺斑見豹,難免公眾產生遐想,原來公車上的浪費居然有這樣嚴重。而如果公眾隻能從拍賣會上去猜測、想象政府的公車浪費,不免悲哀。

　　其次,即便是在具體的改革制度設定上,時下已經進行的公車改革也難盡如人意。以拍賣而言,存在類似問題,比如,內部人員廉價獲取淘汰公車﹔起拍程序不對社會公開、有暗箱操作嫌疑﹔車輛相關信息不透明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公車改革的成果,甚至還被認為是變相賤賣公共資源。

　　還有,一些地方推行的車補政策也屢遭質疑,用於官員身上的過高補貼,也有變相增加干部福利的嫌疑。比如,溫州車改正縣實職每月最高補貼3100元,杭州市正局職位車補每月2600元,寧波市正局職位每月補3000元,廣州市天河區正局職位每月2800元……人們質疑,這些級別的官員會不會一方面繼續使用公車,另一方面卻享受高額車補?

　　凡此種種,盡管有論者堅持認為,改革總比不改革為好,凡事不能過於苛求。但是,任何動機良好的改革都應該有必要的過程控制,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以改革之名,行利己之實。公車治理中出現的問題,已經影響了民眾的信任,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若是聽任新一輪車改淪為自娛自樂的游戲,民眾又怎麼可能為這樣的改革喝彩?

　　改革公車,根本上是在褫奪官員的現實以及預期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公車改革即是一種“自改革”,非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不可能取得寸進,更不能真正取信於民,長遠看,公車改革也不可能無限期地拖下去了。因此,當此之際,應該周密謀劃部署,並問計於民,切實搞好這項工作,不能走偏。

　　具體而言,在公車治理的問題上,徹底的公開是關鍵。不僅要規范拍賣程序,征詢民眾對於車改方案的意見,讓具體的改革措施曝光在陽光之下,接受民眾質詢、監督,還要從本源上搞好公開,將單位部門的公車保有量、車型、經費使用等信息,向社會公開。唯有徹底的公開,才能產生有效的監督,也才能真正實現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