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趨緩,宏觀經濟走勢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如何?在職研究生、律師柳曙林說,“今年我的工資漲到了9000元,但一條“北京地鐵2元票價或將成為歷史”的新聞卻讓我揪心——我每天從魏公村到大望路,坐了8年的2元地鐵,不知什麼時候要沒了。”(12月19日 新華網)
工薪族的收支帳打動了普通公眾的內心,也道出了我等芸芸眾生的集體焦慮。在為生活奔波的人群中,我們能體會到“月薪9千律師揪心地鐵漲價”附著的焦慮,這決不是矯情和作秀,而是實實在在的民生焦慮折射。
“土豪”的幸福是相同的,工薪族的生活各有各的無奈。無獨有偶,《南方都市報》報道說,國際人力資源咨詢機構E C A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北上廣深生活成本全部高居全球前五十,其中北上廣還沖入了亞洲前十位,最為直觀的比較是京滬高過巴黎紐約,兩者結合,不難想象月薪九千者何以對“北京地鐵2元票價或將成為歷史”的新聞揪心。
衣食住行,凡夫俗子惟有面對﹔父母孩子,惟有精心照料﹔家庭生活,惟有精打細算,而在生活成本走高和物價日益上漲的事實面前,無論老百姓多麼精明地“過日子”,還是能感受到生活的壓力,連我們眼中的高薪者也無法幸免。對於低收入者來說,生活的壓力更是不用多說——“工資增長跑不贏CPI,賺錢的速度趕不上花錢”。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面對工薪族的收支帳,政府和官員們該如何認識呢?“月薪9千律師揪心地鐵漲價”表明公眾幸福指數不高,對生活的滿意度不高。事實上,老百姓實際感受的生活成本上升壓力,可能要比官方的統計數據更嚴重,因為即便是價格微小的變動也可能打破脆弱的家庭收支平衡,生活成本點滴的增加都敘說著民生之難,民力之艱。而民眾對生活成本“京滬高過巴黎紐約”的強烈關注本身也是焦慮情緒的折射。
生活滿意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住房、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對居民生活滿意度都會有重要的影響。更要命的是,生活成本帶給公眾的壓力不是由高收入群體來決定的而是由低收入群體來決定的。越是低收入者越是感到了生活成本上升的影響,越是有一種焦慮和不安的情緒。這說明了生活成本上升對低收入者的影響最大,現實中發生的因為幾元錢和幾袋洗衣粉而出現的踩踏事件充分証明了這點。如此一來,“月薪9千律師揪心地鐵漲價”就有著諸多現實隱喻。
幸福感是社會進步的深層尺度。社會進步可以表現為政治、經濟、文化的進步,但最終要回歸到人的心理層面。並且,社會學家認為一個社會的生活質量和公眾的滿意度並不僅僅是商品和服務,而是涉及社會各個層面的發展狀況。如除了產品和服務外,良好的社會還應該包括美好的生活預期,資源的公平分配等等。正因為如此,“月薪9千律師揪心地鐵漲價”背后的民生焦灼和幸福短板不能熟視無睹。
必須認識到, “月薪9千律師”之所以“揪心地鐵漲價”,在於焦慮與不安, 歸根結底就是直接導致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成本急劇上升, 生活壓力增加。因此,政府部門要積極採取措施緩解各個階層普遍存在的焦慮情緒,首先要解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這涉及到人最基本的生存。
一枝一葉總關情。“萬家燈火中有一盞燈光是為你亮起的,你才能在這個大城市有歸屬感”既是心聲,也是民意訴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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