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採血驗DNA，數千人都是嫌犯嗎？

鑒於濱州一案的現實，下一步的司法解釋工作不僅要規范生物樣本採集的具體規程，也應為可能被侵權的無辜者提供可茲救濟的管道與手段，並強化警方濫用“人身檢查權”或“生物樣本採集權”的法律責任。

據報道，最近，山東濱州學院剛剛上演了一場採集學生DNA的行動，五千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一一採血驗DNA。日前，該校宣傳部長稱，採集DNA是配合警方建立流動人口數據庫，校方不知道是為了破案，該校已經完成採集3600余人而非5000多人，採集樣本也不隻針對男生。而警方則表示，此舉為了“盡快破案，排除學生間的誤會”。

為建流動人口數據庫也罷，為破案也好，採血驗DNA，看似冠冕堂皇，問題在於，這種對人體生物樣本的採集有沒有法律依據？被採血者有沒有權利知悉警方採集DNA的意圖？

在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第一次寫入了“生物樣本採集”。該法第131條的具體規定是，“為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可以對人身進行檢查，可以提取指紋信息，採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這是濱州警方對數千人集體採驗DNA唯一能靠得上的法條了。

遺憾的是，法律在此規定上用語謹慎而簡約。從現有規定看，血液等生物樣本的採集對象僅被限定在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對犯罪嫌疑人，也隻有在對方拒絕檢查、且偵查人員認為仍有必要的前提下，才可強制檢查。

盡管從學理解釋上，一些學者傾向於認為人身檢查就包括了體表檢查和體內檢查，故而採血等生物樣本採集亦應歸入“人身檢查”之列，但法條中的“強制檢查”是否包括“採血驗DNA”仍存在廣泛爭議，因為法條表述將“人身檢查”與“指紋提取、生物樣本採集”作了分別列舉。

即便採血可歸入“人身檢查”，濱州警方仍應回應兩個問題：其一，這些被採血者是否均被歸入“犯罪嫌疑人”之列？其二，採血驗DNA固然有助破案，但因涉及個人隱私權及知情權，警方是否辦理了審慎的報批程序，並盡到了告知義務？

顯然，被採血者並不是進入了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嫌疑人”。若是，警方也應對其告知。

法律對偵查過程中的生物樣本採集並未規定具體操作細則。司法實踐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認為既然法無規范，那就由得偵查人員或鑒定人員自主操作，省得麻煩。有的則將之視同為“搜查”，要求須報公安部門負責人審批。從濱州學院這一事件來看，審批程序實有必要。且不僅審批應嚴格控制，採集對象的確定更應慎重規范。

犯罪嫌疑人的確定，理當“宜窄不宜寬”。動輒對數千人啟動生物樣本採集又不告知真相，已然對個體權利造成了實質侵害。

鑒於濱州一案的現實，下一步的司法解釋工作不僅要規范生物樣本採集的具體規程，也應為可能被侵權的無辜者提供可茲救濟的管道與手段，並強化警方濫用“人身檢查權”或“生物樣本採集權”的法律責任。

□王琳（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