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不要迷信“教育券”

　　關於教育券，多年前曾流行的一些陳詞老調最近又浮出水面。猶記得2003年年底，湖北省監利縣開始實施弗裡德曼式教育券的“義務教育卡”改革，在全國引起不小的轟動，筆者當時任監利縣教育局局長，親歷了這場僅持續了一年時間的改革實驗。

　　監利縣當時是把政府對教育僅有的投入——教師工資總額的一部分（30%）拿出來，根據學生人數分攤給學校。方案實施后出現如下現象：

　　一是農村小學之間，公辦教師工資經費向代課教師流動。因為前者的工資基數高，后者的基數低。二是正常配編學校的經費向缺編的學校流動，即師生比越高的學校教師工資就越高。三是長教齡和高職稱的教師工資經費向短教齡、低職稱的教師流動。四是村辦小學教師工資經費向聯村辦中心校流動，因為很多村辦小學學生少，聯村辦學因地理條件好、人口相對集中。

　　上述現象引發的問題是：嚴重挫傷了村小教師的積極性﹔嚴重挫傷了高職稱教師和長教齡教師工作的積極性﹔造成了學校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提高教師待遇，學校隻好爭奪生源，辦超級大班，謊報生源，違反教學規律辦班等等,導致相當一部分教師連起碼的生活保証都沒有,甚至上訪、停課。

　　從監利的教育券實驗中可以總結幾點思考：

　　第一，經濟學家把教育選擇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設計教育券，在教育內部引入適度的市場機制，打破教師的鐵飯碗，克服公有體制固有的弊端，這對教育效率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完全在市場選擇機制中設計的教育券，卻是一種鼓勵學校之間違背教育規律形成過度競爭的制度，不利於我國現階段基礎教育的健康發展。

　　第二，我國現有教育資源的分配極不均衡，城市與城市之間、農村與城市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推行教育券並不能改變這種差別，甚至會惡化。現有的師資和設施等也無法公平地體現在教育券的面值裡。

　　第三，如何發放教育券？是全國統一，還是一省統一，或者是一縣統一呢？無論是哪一種，都無法公平。即使如監利縣以縣為單位統一發放，但在城鎮與鄉村、平原與山區、老學校和新學校之間都無法確保公平。從理論上看，一個農村孩子如得到了一份看似與城市孩子相等的教育券，但是要他去城裡“擇校”讀書，他的實際支出可能要比他得到的那張教育券更多。況且，目前城鎮所謂“優質學校”也已經嚴重超負荷招生，超級大班普遍存在，根本無校可擇。

　　第四，教育券發放對象的數量難以確定，無法操作。如果按在校學生數發，由於教育券的有價性質，會刺激各個學校在上報學生人數的時候弄虛作假。如果按學齡人口發放，雖然地方政府對家庭人口數量的掌握會相對准確，卻有可能造成教育投資流失，因為學校可能無意關心學生是否就學，而有可能更加關心與教育券持有者達成某種協議，隻求將教育券弄到手以便向政府兌現即可。

　　我國曾經積極鼓吹推行教育券的學者薛兆豐、吳華和美國學者艾薩克於2005年6月到監利進行了一周的調查，他們將最后得出的結論發表在2005年第6期《教育發展研究》上，其中提到：監利教育券在政策設計的系統性、完整性、徹底性以及政策設計的策略性等方面，都超過了國內所有的教育券實驗。這個方案中止實施的主要原因，除了政治壓力之外，資源約束條件是最主要的因素。

　　談到教育券，大家首先會舉出浙江省長興縣的例子。其實，長興縣的教育券並不是弗裡德曼意義上的教育券，他們面向的是四種不同類型學校的學生：民辦學校、職業教育、貧困學生、農村技能培訓。這其實是美國學者亨利·萊文介紹的公共教育選擇中的另一種制度安排，即“小型教育券”：學生可以在公辦學校范圍內和范圍外選擇不同類型的教育服務。目前，南京市在學前教育階段實施的教育券撥款方式，也屬於這種類型。

　　2005年以后，教育界對教育券已經沒有了過去的那種熱情。最近，教育券又被重新提起，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