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依法治謠，更需真相為伴

　　說秦火火“謠翻中國”，夸張之意不言而喻。人們無非想表達對這個男人網上不靠譜的行為方式的不屑與嘲笑。但這並不影響他在電腦前拍拍腦袋，就能換來每月8000元的薪水。

　　比如7·23動車事件后，秦火火看到有人說，不同國家，對於突發事件中的死傷者會有不同的賠償標准，有人猜外國人得賠1000萬歐元，有人說得2000萬歐元。秦火火覺得，“這都太少了，不如說3000萬歐元”。於是“意大利遇難者賠償了3000萬歐元”的謠言，便在他的鍵盤上拍出來了。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是關於“李天一不是李雙江的親生兒子”這句著名謠言。秦火火的依據是，“我對比了一下李天一和李雙江的照片，覺得他們長得不像”。秦火火拍拍腦袋，就這麼定論了，發布了。

　　在這個“信不信由你”的荒唐輿論氛圍下，將謠言與真相的甄別，任由受眾作出判斷，實在是過高地估計了13億中國人的識別能力。它一方面反映了真相的滯后、甚至缺席，也反映了對待謠言的制造與散布，缺乏法治的招數。此番秦火火以及爾瑪公司被端，是法治對網絡謠言的一次嚴厲的打擊與干預，這也為今后治理網絡謠言，提供了法治的樣本。

　　秦火火們謠不翻中國，但足可以謠得翻任何一個似乎與他們既無仇又無怨的社會角色。這是因為，在中國，謠言的制造與傳播，已經成為公司化運作的勞動過程，一支支商業化了的網絡水軍，正成為輿論場上的攪屎棍，名人們首當其沖，成為他們暗藏著利益設置的槍口之下。拿8000元月薪的秦火火，隻不過是沖沖殺殺的過河小卒而已。這次北京警方拿下的爾瑪公司，便是“信不信由你”的輿論環境，催生的一個怪胎。

　　謠言市場化、價值化，背后反映的需求關系十分可怕。它可以是官場對手之間的攻訐需要，也可以是商業競爭對手之間的毀謗需要，甚至可以成為不同政見者之間的壓制需要，其背后的政治目的比台面上的商業目的更引人深思。一個社會，如果這些都可以花錢交給專業的公司來運作，那麼，自媒體時代，就是一個水軍四起的“兵荒馬亂”時代，任何一個想說幾句真話、實話的網民，都有可能被水軍所包圍、所攻擊。

　　謠言止於什麼？對於這個命題，智者說、真相說、法治說……自媒體時代到來的中國，至今沒有達成共識。現實的教訓是，止於智者是個不靠譜的理論。那些名人大V夠“智”了，他們都能在這潭渾水裡難以自清，有的甚至充當了傳播謠言的鐵杆推手，遑論那些突然面對海量信息的普通網民。將止住謠言的希望寄托在智者身上，無疑是個烏托邦的幻想。

　　謠言隻能止於真相與法治的雙管齊硬，並且缺一不可。離開了法治手段支撐的真相，難以敵得過利益驅動下的惡意掩蓋。而離開了真相的法治手段，又失去了能夠立足的事實支撐。兩手不同時過硬，即便謠言不能賣錢，人們也會當真。

　　商業趨動下的謠言，既有惡意傷人的謠言，也有空穴來風的謊言。既有污辱攻擊型的，也有惡捧贊美型的。依法治理網絡謠言，既要鎖定造謠的網絡推手，也不能放過依靠手中的權力刪除網絡真相的“秘密殺手”。倘若將未經証實的信息，統統歸為網絡謠言，而不能提供証實過硬、經得起檢驗的事實真相，那麼，即使扑了秦火火這把收錢的明火，卻難以扑滅民眾看不到真相的內心慪火。

　　依法治謠，隻有與真相辟謠綁在一起，才能顯示出過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