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鈿：中華文化與為政之道 黨員干部多向歷史汲取

　　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潛藏著深厚的為政之道，各級干部不妨抱著揚棄的態度，到歷史深處含英咀華

　　為期一年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拉開帷幕，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在我看來，這其實也是促使黨員、干部加強黨性修養，正確對待利益，正確面對群眾，正確看待自己。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潛藏著深厚的為政之道，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不妨從中汲取和借鑒。

　　“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為官發財應當兩道”，中央領導同志在不同場合傳遞了這樣的明確信號。的確，中國傳統文化認為“當官不求財是天道”，漢代董仲舒就說過，“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即當官拿工資的官員不應該與民爭利，不能再搞什麼副業增加收入。

　　歷史上有個公儀休“拔葵去織”的故事。公儀休任魯國相，相當於小國的總理。他知道家裡種菜就都拔掉，說自己有了俸祿，還要自己種菜，這不是與菜農爭利嗎？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織布，就將妻子休了，原因就是妻子與女紅爭利。董仲舒還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馬有上齒就沒有角，牛長角則沒有上齒﹔還有雞、鴨，帶翅膀的就長兩條腿，豬、羊，有四條腿就不帶翅膀。他以此寓意天道，隻能有一份，不能雙份都拿，所以為官做宰、出將入相，就不應該再與民爭利，抱著家財萬貫的發財念想。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官吏的“義利觀”，儒家討論義利之辨，強調的是重義輕利，不能見利忘義。無論有什麼利益，都要想一想是否合理，在價值排序上“義”優先於“利”。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見利思義”，“義然后取”。漢代的賈誼說：“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趨利避害是人的普遍心理，但儒家認為對利害要進行分析，一切都要以是否合理、是否正義作為評判標准。

　　義利之辨，在宋明理學那裡，義就是為人民，為大眾謀利就是義，利就是為個人，為自己謀私利就是利。重義輕利的背后，其實就是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這是傳統文化中為官之道的核心價值取向。《尚書》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李世民也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唐代柳宗元還提出了“吏為民役”的著名命題，官吏都是人民的仆役，即公仆。賈誼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概括為“民無不為本”，認為民是國家的根本，也是官吏的根本。人民不高興，國家也不能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如何才能為民謀利益？《孟子》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春秋時代，鄭國發生水災，時任宰相子產把自己車放在河中，為過河的行人提供方便。孟子知道此事后，評價子產是“惠而不知政也”，隻知小恩小惠而不知為政大道，應該在農閑時，組織群眾修路架橋，像子產這樣臨時抱佛腳，隻能解決少數人的問題，不能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而且自己的公務卻可能由於沒車受到耽誤，得不償失。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政治不僅要治標也要治本。

　　當政者對於自己也要有正確的認識。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認識別人是一種智慧，認識自己才是高明的。古人說：“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人都喜歡別人愛自己，但別人的愛不一定都出於真愛，有的只是愛自己手中的權力。就像溜須之人都喜歡在上級面前說好話，那不是真的，而是巴結，拍馬屁，包藏禍心。“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自己感覺了不起，自以為高明，往往是不正確的。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古代數千年來治亂交替、無往不復，其豐富的治理教訓和吏治經驗，放諸當下盡管有精華有糟粕，但也為加強干部修養提供了傳統文化資源。各級干部不妨抱著揚棄的態度，到歷史深處含英咀華。

　　（作者為國際儒學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