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學者論壇：中國先進分子為什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2周年的日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一批先進分子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緊密相關。事實上，五四時期，與馬克思主義一起傳入中國的，還有五花八門的各種“主義”。時人周德之對此曾有形象描述：“自從‘主義’兩字來到中國以后，中國人無日不在‘主義’中顛倒。開口是‘主義’，閉口是‘主義’，甚至於吃飯睡覺都離不掉‘主義’！眼前的中國，是充滿‘主義’的中國﹔眼前的中國民，是迷信‘主義’的中國民。”在眾多“主義”中，最主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那麼，中國先進分子為什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而放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呢？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對於我們在新形勢下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主義具有其他“主義”所沒有的真理力量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中國發展指明了方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它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客觀規律，而且指明了無產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使命，這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指導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謀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人都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進行了介紹，其中唯物史觀最受重視。唯物史觀使中國先進分子找到了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主體力量。“做工的”工農大眾是社會的“台柱子”，要通過“階級競爭”使“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使中國先進分子找到了改變國家命運的科學理論。

　　十月革命把馬克思主義由理論變為實踐，展現了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偉大力量。正當中國人民在苦悶中摸索、在黑暗裡奮斗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了。十月革命給左右碰壁的中國先進分子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由於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相似（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因而對中國先進分子具有極為特殊的吸引力和親和力。再加上新生的俄國號召反對帝國主義、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這與屢屢欺壓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形成鮮明對比，使中國先進分子更加向往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當時就興奮地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由於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成功的，中國先進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中國的出路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選擇馬克思主義、“走俄國人的路”，就成為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共識。

　　馬克思主義滿足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雙重訴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雙重訴求，也成為中國人民檢驗一切“主義”的試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本來應該可以成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為了在中國進行殖民統治，它與封建主義沆瀣一氣，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馬克思主義與各種“主義”不同，它不僅反對封建主義，而且告訴人們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號召人們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優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制度，滿足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雙重訴求。這對於長期被資本主義國家侵略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對此，美國著名記者斯諾曾說：“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十到十二歲的童工在晚上時常被關起來，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機器之下的破布堆裡﹔人們不必要有銳利的觀察力，便可以明白為什麼《共產黨宣言》會被這個國家的人民奉為聖經。”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

　　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指導下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暴露出巨大弊病。十月革命以前，中國許多先進分子雖然痛恨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但還是對其充滿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極端的形式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國先進分子看到戰后歐洲的破敗景象后，對資本主義文明深感失望和憤慨。梁啟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的描述，深刻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當時西方許多人都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對中國先進分子來說，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此時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辛亥革命的流產証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辛亥革命雖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仍以失敗告終。袁世凱竊奪辛亥革命果實后，孫中山並沒有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而是先后發動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但這些努力都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出了問題。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他的《伏卵集》中，對當時召開國會有過這樣的記載：在前門火車站，每當召開國會期間，各省議員紛紛下火車的時候，各個政黨工作人員就會在火車站前，竭力拉剛下火車的議員們住到本黨安排的招待所中去。那些議員們前呼后擁地先住到甲黨招待所，得到各種好處與紅包，承諾投該黨的票，然后再到乙黨招待所住下，同樣得到好處費，並答應投該黨的票，拿到所有的好處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這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不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

　　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和會上的表演，使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本質有了新的認識。巴黎和會召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拋出了所謂“對於殖民地之處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權利”等高調。這使得當時中國社會各界對巴黎和會充滿了期待，以為中國真的可以通過巴黎和會挽回已經喪失的獨立自主地位。如上海《民國日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巴黎和會可使中國“稍挽百十年國際上的失敗”。就連陳獨秀都把威爾遜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的第一個好人”。然而，巴黎和會不僅完全無理否決了中國人民的合理要求，而且把戰敗的德國在山東所攫取的一切權益盡數轉交給日本。“公理戰勝強權”的美麗詞藻，轉眼就變成了強權戰勝公理的殘酷現實。通過巴黎和會，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徹底失望，也進一步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 人民日報 》（ 2013年07月0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