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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李陀批評林達這事出來兩天，我一直在關注各方的反應。顯然支持林達的聲音是大多數，但往往這時候，需要我們反過來掂量弱勢方言論的合理成分。
微評論時代，爭奪的是眼球，欠缺的是信任——信任源自什麼？對語境的了解。可是大多數論者不在乎這個，他們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守株待兔，等著有什麼熱點撞到槍口上，然后就：開——火！
“林達一不是學者，二不是作家，甚至也不是一個記者，他頂多是一個很糟糕的業余作者。誰縱容了這麼一個業余作者不負責任的言論，這麼一個膚淺的觀察，這麼一個充滿了偏見的、充滿了無知的思想在中國大規模的出版和販賣？”這是李陀飽受詬病的發言。
然而，這是在座談會現場答問環節的發言，不是嚴謹的學術表述。某種意義上說，李陀的發言，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因其完全沒有論証，它傳達的更多是說者內心的情緒。而情緒的產生，據我的體會，更多來自語境而非文本的刺激。我曾經設想，如果余秋雨的散文出現在旅游小冊子上，如果於丹的講演是在機場書店播放，它們激起的憤怒與不屑會大大低於現今。“惡紫之奪朱”是孔子以降很多讀書人的強烈情結。李陀發言的場所，是推薦討論一本圖書《中國人與國際縱隊：西班牙的召喚》的沙龍現場，當提到同領域讓他很看不上的讀物時，這種反應其實正常。
按我的理解，李陀發言中充斥的，是“文化精英主義的秩序感”。他特別強調林達和瓊瑤“這麼膚淺的書流行，它們造成的混亂是嚴重的”，“我更關心的是什麼樣的環境，文化環境、政治環境、出版環境，造成了這麼膚淺的書的泛濫”。這段話在很多人看來是上綱上線，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葛蘭西關於文化領導權的論述，作為“著名左派”，李陀的這番話邏輯上是自洽的。他的重點並不在於“膚淺”，而在於“膚淺的泛濫”背后的出版、文化環境乃至政治環境。當李劼等人說造成“膚淺的泛濫”的原因是“廣大讀者”時，遵循的是市場邏輯，而大眾文化遵奉的“市場邏輯”恰恰是法蘭克福學派以降，左派學者不遺余力抨擊的對象，所以構不成對李陀批評的反詰。
我猜想，真正構成李陀與林達沖突的，恐怕首先是對美國的觀察。據說林達“扎入美國南方底層社會”，而李陀劉禾夫婦則居於紐約學府，所處不同，立場不同，所見所思所想都大有歧異。而美國本來就是一頭巨象，大家都在摸，摸到的形狀各有不同。這些觀察與記錄反饋回國內，又會被思想敏感帶不同的人群各自吸收、傳播。不同的“美國形象”在中國社會的傳播狀況，倒正是觀察中國的出版、文化、政治環境的大好材料。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陀說林達的書“不值得反駁，不值得深究，不值得批評”，倒確實彰顯“精英的傲慢”——既然已經看到林達談美國在精神生活的巨大影響，如果是甘心書齋的獨善其身，則不必痛心疾首，如果希望能覺世立人，就當以自己的知識與表述去澄清、爭奪這種影響。李陀的內心大概還是寄希望於像三聯書店這樣的人文高端出版社，能夠做大眾閱讀的“守門人”，殊不知在淺閱讀、微評論的商業時代，這種企望未免方圓鑿枘，還容易被人誤以為是在呼吁文化管制哩。
有趣的是，幾乎所有對李陀的駁論，都立足於“林達的書不錯，哪會造成混亂”這一前提。也就是說，正反雙方都抱有“精神生活拒絕混亂，文化秩序有章可循”的同一思路。我倒是覺得，既然李陀與林達正好各摸其象，各述其形，造成“美國”乃至“西方”形象在中國社會的認知混亂，不可避亂。而正是各自的片面表述，並行不悖，才能構成某種平衡。試想，如果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裡，隻有“近距離看美國”的“美國好”，或隻有“佔領華爾街”的“美國壞”，倒是不混亂了，倒是有秩序了，但知識的總量卻減少了，公眾獨立想像的可能性也減少了。
專欄作者簡介：
楊早：北大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話題》系列叢書主編。是目前活躍在各大媒體的知名文化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