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農夫山泉，標准混亂引發標准混戰

浙江著名的飲用水生產企業農夫山泉通過互聯網絡對外宣布,將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北京《京華時報》,要求其賠償名譽權損失6000萬元人民幣。幾乎與此同時,深圳著名的飲用水生產企業華潤怡寶通過互聯網絡發表聲明,已經向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起訴農夫山泉。聲明指出,農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對外聲稱,新聞媒體披露的產品質量問題是由華潤怡寶蓄意策劃,對自己的名譽、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造成了嚴重損害,因此,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農夫山泉承擔侵權責任。

這一案件的症結就在於,同樣是市場上出售的飲用水,卻被某些行業組織人為地劃分為不同種類。不同種類的飲用水,又必須採用不同的標准。正是國家標准、行業標准的雜亂無章,才使得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選擇性地使用國家標准和行業標准。面對各種各樣的標准以及新聞媒體與企業之間的爭論,普通消費者無所適從。

這場爭論充分反映出我國標准化法的嚴重滯后。制定國家標准和行業標准,必須首先確定標准的適用范圍。如果在制定國家標准和行業標准的時候,沒有考慮到不同飲用水之間的關系,沒有在歸納整理的基礎上制定統一的國家標准或者行業標准,並且要求所有的生產企業都必須依照國家標准或者行業標准組織生產,那麼,很容易產生類似的糾紛。可以說,國家標准的模糊不清是導致這場爭論乃至訴訟發生的主要原因。

在這場訴訟的背后,充分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團在相互博弈過程中所採取的基本策略。部分企業和新聞媒體之所以提出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生產企業所採用標准之間的差異,而浙江農夫山泉之所以敢於提起訴訟,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生產的產品完全符合現有的標准。從企業內部制定的標准來看,他們生產的產品已經遠遠高於浙江省乃至其他省份制定的地方標准。他們對自己的產品充滿信心。而《京華時報》敢於積極應訴,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北京市有關質量監督管理部門已經作出了行政處罰的決定。不管國家標准是否存在,也不管行業標准的涵蓋范圍如何,隻要在北京市場上銷售,那麼,作為北京地區的重要報紙,《京華時報》就可以根據北京市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提出批評。

從表面上看,這場訴訟將會導致浙江農夫山泉遭受重大損失,但從本質上說,中國商品國家標准才是最大的犧牲者。人們無法理解,在飲用水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商品市場上,為什麼國家標准制定機關沒有制定統一的行業標准或者國家標准?人們更無法理解,在北京市場上暢銷的浙江農夫山泉飲用水,為什麼直到今天才暴露出所謂國家標准的問題?執法機關的尸位素餐以及國家標准制定機關的麻木不仁,是導致這場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我國標准化法賦予了質量監督部門制定行業標准和國家標准的責任,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在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挾持之下,本來十分簡單的飲用水標准,卻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到現在為止全國居然沒有統一的國家標准。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在制定國家標准和行業標准的問題上偷換概念,轉移公眾視線呢?

從牛奶生產標准的爭論,到飲用水標准的爭論,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國家標准制定的混亂引發不斷的標准混戰。對於這些關系居民基本身體健康的食品,我國標准監管部門的無所作為,放任了市場上各種標准泛濫。這是中國監管部門的悲哀或者說是中國工業時代標准化的悲哀。

上個世紀頒布實施的標准化法早已過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全面檢討這部法律,真正從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出發,建立我國的標准化體系。但是,直到今天,這部重要的法律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一旦出現標准之爭,人們習慣於讓行政機關發號施令。殊不知,行政機關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正是由於他們的不負責任,才導致中國的飲用水市場出現如此混亂的局面。因此,國家標准制定機關的負責人應當出面承擔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盡快啟動標准化法的修改程序,借鑒國際先進經驗,以最快的速度制定新的標准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