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院士落選的羅生門

施一公近日當選美國雙料院士，又讓舊事重提。2011年，中科院增選院士時，施一公與另一熱門人選、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雙雙落選，成為當年最轟動的新聞之一。

兩人為何雙雙落選中科院院士，時至今日，這仍然是羅生門。中科院和兩人所參評的中科院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生科醫學部）對此的解釋，差別很大。評選結果出來后，就有生科醫學部院士稱，兩人落選跟“國籍”有關。院士候選人確實明確要求“中國國籍”，但施一公申報院士時，還沒獲得取消美國國籍的証明，饒毅也是如此。

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委會秘書長曹效業，當時就否認了這一說法，稱兩人落選院士與“國籍”無關，“中科院學部主席團經過討論后，認定他們擁有中國國籍，也將其列入了有效候選人中”。

按理來說，既然中科院學部主席團認定了，“國籍”問題就應不成問題。但是，去年兩會期間，筆者尋訪了施、饒所增選的生科醫學部的多位院士（該學部有124人，約10%為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驚訝地發現，兩人落選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國籍”，而非水平問題。事實上，接受採訪的院士們都認為，施、饒兩人的學術水平令人信服，只是“國籍”問題未明了，並且，回國時間短，沒有為國內作出多大貢獻。還有院士認為，兩人聯手在《科學》上撰文批評中國科技體制的舉動，是走“憤青”路線。

中國科學院和生科醫學部的兩種不同解釋，讓外界一頭霧水，也使得當事人有話說。至少，饒毅就覺得“國籍”這個理由沒法讓人信服。他指稱，近十幾年來，生物醫學部曾將無中國國籍者選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當選者未放棄外國國籍。就回國時間短、貢獻多寡，他也列舉了許多反例，比如有些候選人當選院士時，還在國外工作著呢。

由此可見，院士增選工作仍需完善，《中科院院士章程》也有待進一步嚴密化、精細化。而且，不像“任何成員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都是因為他們的科學成就”，《中科院院士章程》雖強調“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卻並未明確“科學成就”這一核心標准，只是籠統地注明“在科學技術領域做出系統的、創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貢獻的研究員、教授或同等職稱的學者、專家”可被推薦。

跟外界不少人的理解不一樣的是，院士候選人能不能成為院士，其主要權力並不在中國科學院，而是在候選人所參選的學部。院士評審主要分為三輪：通信評審、會議評審和正式選舉，三輪都是由學部來主導的，中科院的院士工作局隻負責聯絡和服務工作。

所以，饒毅在落選后的表態中，也並未對中科院有非議，他反而認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體制並不需特別改造”。接受筆者採訪的該學部院士，也認為院士選舉過程非常民主，並不存在黑幕一說。

誰都明白，把“國籍”作為理由最省事，也是回避外界指責的最好借口，然而，其背后，很難說院士們沒有自己的“江湖”。諸如“走憤青路線”、回國時間不長等理由表明，院士評選的核心標准並非學術。這些年來，院士制度一直遭到詬病，其最大原因就在於沒能抵擋權力和金錢的侵襲，“高官院士”、“關系院士”等傳聞層出不窮。要想讓院士制度獲得公眾的尊重與認可，當務之急是進一步完善院士增選制度，更長遠地看，則是堅守學術標准，去掉不必要的干擾因素，使院士制度和院士都變得更為純粹，更能堅守學術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