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作家論苑：文風十范

　　近來，因為和一些大學生討論文風問題，集中研讀了古今諸多名家對作文的看法。結合自己四十多年學習寫作的體會，有一些感受，在此期與讀者交流。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前人闡釋“辭達”：“達意”、“明理”、“誠實”、“不事蹈襲”、“不以富麗為工”、“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諸說各有可取。在我看來，“辭”即自己的獨立思考，“達”即盡可能爭取認同，以期共鳴。這是天下文章的起碼要求，也是為文為人的高尚境界。所謂“驚天地、泣鬼神”，遠不如爭取世人認同甚至引發共鳴，來得切實。

　　《孟子》七篇，談到文風時有“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主張先做人格健全之人。“鐵肩擔道義”是“辣手著文章”的基礎，有“浩然之氣”才有“浩然之文”。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其文章穿越時代、穿透人心，靠的不是簡單的文字組合。所謂“修辭立其誠”，作文要人付出一生真誠的努力。

　　《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可得作文之道。庖丁每解一牛“怵然為戒”，作文則須嚴謹准備﹔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作文則須認清客觀規律﹔庖丁說“技經肯綮之未嘗”，作文則須抓住要害﹔庖丁“以無厚入有間”，作文則務求言詞准確，把握上才能“游刃有余”。

　　唐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自己作文，“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這是講傳承和創新、積累和養成。溫故知新是創造之源，厚積薄發才能自成一格。既有時代生活之玉成，更為傳統精華所滋潤，方不致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宋代蘇軾在《又答王庠書》裡談到讀書時說，“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要反復讀才會有收獲。作文與讀書，路徑本相通，多寫多練才會多收獲。蘇軾曾經擊節嘆賞歐陽修的一段話：“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一篇即求過人，是作文的常見病、多發病，於今尤甚。

　　清初顧炎武說：“《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仆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顧氏一生得力於此。所謂“先器識而后文字”，強調自身的修養。有遠見卓識，才有發現與創見，不致淪為碼字工具。

　　梁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自敘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話，“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具一種魔力焉。”梁啟超的文章，當時被譽為“遠勝十萬兵”。文章的“魔力”即來自真情——“筆鋒常帶感情”。

　　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過四點主張：“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篇文章迄今將近百年。今天人們作文，說來慚愧，“說我自己的話”，說出個性，還是不易做到。

　　魯迅有《答北斗雜志社問》八條，最重要是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說的是選材。魯迅到日本人開的照相館和中國人開的照相館給孩子照相，照片完全不同，前者孩子“滿臉頑皮”，后者孩子“拘謹，馴良”。他分析說：“這大不同的原因，是在照相師的。”照相即作文，取像即選材。文章要給社會“照相”，或“頑皮”或“拘謹”，奧秘在作者如何自覺地當好一個合格的“照相師”。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說：“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后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又說：“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提不出問題，無益於時﹔人雲亦雲，看不出分析，無濟於事。一篇文章能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當然甚好﹔尚無解決之策，隻要能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加以分析，也不失為好文章。何況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往往難於解決問題。

　　文發於心，思如泉涌。做什麼人，有什麼文，文如其人。想求無愧於文，不如先求無愧於心。文風之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