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素質”就是為生活做好准備

　　上世紀90年代，基層學校和教師為改變日益猖獗的應試教育，提出了素質教育的概念。但它的內涵外延一直不清，人言人殊。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正式確立了素質教育的地位，將其定義為“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但並沒有解決問題。學校教育中“兩張皮”的現象日益嚴重，基層的說法是“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素質教育成為不斷升級的應試教育“美麗的花邊”、成為附加的向外人展示的文藝體育活動。多年來，我國改革應試教育弊端、開展素質教育的成效不彰，我們的基礎理論如何解釋這一現象？除了考試評價制度、重點學校制度等需要改革，我們的教育哲學存在什麼樣的問題，是否需要反思和轉變？

　　原因之一，“素質教育”並不是具有理論內涵、能夠覆蓋和解釋復雜教育現象的教育哲學，而是一種工作性的提法。應試教育則有明確的哲學基礎，它是20世紀之前形成的學科中心、知識本位的傳統教學，將知識傳授作為學校教育的核心，形成“課堂中心、教師中心、課本中心”這樣的金科玉律。它與唯書唯上的科舉教育傳統相結合，孕育了當代應試教育這樣的怪物。顯而易見，以人為本的教育指向了一種全新的教育哲學，以每一個學生為本、以學生的健康成長和終身幸福為本的教育，一定不是死讀書、讀死書的，不是以考試和分數為本，而是生活本位的，即圍繞青少年成長的各種實際需要組織教學，是一種“為生活做准備的教育”，這就是陶行知所倡導的“生活教育”，它源自杜威的教育革新。

　　20世紀初，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奠定了“兒童中心”的全新價值，超越了學科中心的傳統，構建了以人為本的教育學。1918年，美國改革中等教育，明確中學不應成為大學預科，而應當是面向大多數人的教育，即“為生活做准備的教育”。美國中等教育改革委員會提出著名的“七項基本原則”是：健康、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有價值地利用閑暇時間、有效的家庭成員、基本學習過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質、職業訓練。在這種表述中，傳統智育的內容僅佔七分之一。新的教育理論是“經驗中心”、“社會中心”、“在做中學”等等。西方教育由此從傳統進入現代。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脫胎自杜威，卻是在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中形成的。陶行知將生活教育定義為“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命題。他反對死讀書、讀死書、培養少爺小姐書呆子的教育，主張“在勞力上勞心”。他認為學校不是“升學補習班”，也不是與社會隔絕的“孤島”，新的教育應當與民眾親近，與自然萬物親近，經驗和實踐是與書本同樣重要的學習。他反對科舉教育和照搬西方的“洋化教育”，主張普及教育應當省錢、省時間、通俗和實用，是一種“粗茶淡飯”、“家常便飯”的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學教育、應試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與民眾生活無關”，隻對考試升學有用。因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對於矯治應試教育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從根本上治理應試教育，生活教育要應對的基本問題，就是改變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生活、書本與實踐相脫離的弊端，重建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生活的關系。

　　中國的教育現代化，需要完成由知識本位到學生本位、由學科中心到生活中心的實質性轉換，它必然意味著學校教育的生活化、人文化、社會化和社區化。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教育在農村和中小學教育中的實踐，創造了以山西柳林縣前元庄實驗學校通過村校一體化和“三教統籌”，“一個學校致富一個鄉村”的典型經驗。近年來，吉林撫鬆縣仙人橋中學開展的生活教育實踐，提出“應當提供適合孩子的教育，而不是讓孩子來適應我們的教育。”學校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閱讀促進教育改善，將那些缺乏良好習慣、行為粗野的農村孩子培養成“語言文雅，行為儒雅，情趣高雅，心靈美雅之人”，使之成為農村孩子走向社會、安身立命的“通行証”。他們的教育目標是“為18歲做准備！”

　　作為能夠統轄教育基本問題的頂層理論和現代教育哲學，生活教育不僅對於克服應試教育弊端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而且可以引領面向未來的教育發展，成為指導教育改革的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資源。中國的教育現代化，需要這種高屋建瓴、能夠統轄教育現代化基本問題，既能夠指導現實、又面向未來的新的教育哲學。作為我國自己的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現代教育文化，“生活教育”無疑比素質教育更具理論性和科學性，應當成為指導教育改革的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