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奧斯卡政治 白人、男性

　　我曾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遇到一個觀念藝術作品，主題是——“奧斯卡政治：白人、男性”。這個作品洗練道出奧斯卡的實質，即使在自由主義美國，玻璃天花板的性別政治仍然存在。美國導演公會約13750名成員中，女性導演隻有1141人。有人說，競選美國總統的希拉裡最終敗給奧巴馬，至少有一點點暗示了性別政治還不如種族政治更能通關。百年電影史，整整85屆奧斯卡，獲得最佳導演提名的女性隻有四位：1976年憑借《七美人》獲提名的麗娜·維爾特米勒（意大利），1993年憑借《鋼琴別戀》獲提名的簡·坎皮恩（澳大利亞），2003年憑借《迷失東京》獲提名的索菲亞·科波拉（美國）。直到2010年，才由凱瑟琳·畢格羅開創了奧斯卡史上第一位最佳女導演的新紀元。

　　畢格羅憑借沒有明星、沒賺大錢的小戰爭片《拆彈部隊》打敗其前夫卡梅隆的革命性3D大片《阿凡達》，既是實力使然，也是奧斯卡在性別、種族、族群政治的漫漫長路中的自我平衡和螺旋式進步。不妨參照百年來好萊塢電影中拉丁裔形象的演變史：墨西哥人曾是“好萊塢第一壞家伙”，最早默片中常有好家伙與壞家伙之斗，墨西哥人就是那個做著污穢低劣工作的壞家伙。隨著這種老套墨西哥人形象的累積，拉美國家開始抵制美國電影，以至總統出面懇求好萊塢：請對墨西哥人友好一點。此后，拉美裔市場急速增長，好萊塢開始起用拉丁演員拍攝美國電影的西班牙語版本，拉丁英雄開始被搬上銀幕。隨著越來越多拉丁裔在幕后獲得成功及藝術控制權，他們試圖拒絕現代黑幫電影中再度出現的老套壞人角色，而致力於同時代的拉丁人形象和拉丁人故事。

　　除了“性別與種族”的平衡，奧斯卡也有“主流與獨立、商業與藝術”的平衡。2013年的最佳影片《逃離德黑蘭》，改編自伊朗人質危機的真實事件，用傳統手法運作了一個主流政治題材，最后一分鐘營救、個人英雄主義的古典好萊塢程式依舊在用，美國主流價值觀、世界觀再次彰顯。斯皮爾伯格不算我鐘情的那種導演，他電影裡的好人、壞人太分明、也太煽情，但他以《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單》獲得兩次奧斯卡最佳導演。此次他執導的《林肯傳》，背后有強大的編劇托尼·庫什納，影片沒有像常規傳記片那樣提供一個生平俯瞰，而是專注在一個歷史時刻，修憲廢奴與南北戰爭的節點，也是林肯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同時，林肯沒有被塑造成一位聖人，偉大政治家的遠見氣度與見不得光的政治手段並置。室內大量辯論戲，若求娛樂，它志不在此，這樣一部“高端”影片也許不像《逃離德黑蘭》更大眾化。好萊塢電影就是美國主旋律，關鍵在於能不能把主流題材拍得好看、征服人心。

　　與此同時，以反傳統、反主流著稱的鬼才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的《被解放的姜戈》，獲得了本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這是一個大膽的劇本，昆汀的動機是：“我想走進美國歷史中最荒涼的那個時期，這個國家犯下的最大罪惡，我們直到今天仍在償付的罪惡，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超度的罪惡。我們沒有超度，部分因為我們甚至無法面對它，我們幾乎在說謊，因疏忽而起的謊言。”於是，昆汀用一個黑奴炸了白人庄園的故事，希望那些自出生就沒聽過“被解放的姜戈”的孩子，在一個“被解放的姜戈”已經存在的世界長大。好萊塢對它的嘉獎（還包括一項最佳男配角），多少平衡了《逃離德黑蘭》的中庸與安全。而李安獲最佳導演，當然也打破了種族政治的咒語。

　　在諸多因素構成的復雜中，奧斯卡平衡著自己的牌面，細心呵護自己的公信力。它所以存在多年、歷久彌堅，自有其原因，中國電影獎也許可以從中學到些什麼。（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