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什麼才是“共同富裕”

　　■社會中間階層的發展壯大，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標志

　　■打擊腐敗，控制權力和權力資本化，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措施

　　怎麼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本來沒有什麼爭議。它是人類所描述的理想社會特征之一，卻不是全部。人類美好理想還包括消滅階級、剝削、壓迫、政黨和國家，消滅三大差別，消滅家庭，等等。共同富裕是作為理想社會一部分來談的，和其他理想一樣，不能抽象地作為現階段目標。

　　共同富裕就現實經濟社會意義而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改革成功的標准之一。鄧小平講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要資本主義兩極分化。他在1994年兩次指出：如果出現兩極分化，說明改革失敗。這位“總設計師”所說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有明確的前提，就是依靠勤奮勞動和正當經營，合法致富。現在看來，他似乎對權力與資本結合形成權貴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估計不足。

　　正如對民主、自由、人權要作具體歷史分析，對“共同富裕”也不能隻作為抽象口號。以最高綱領代替最低綱領易犯左傾錯誤。共同富裕沒有確切定義，缺乏操作性。歷史証明，把一個概念不清的口號作為主要目標，輕易做社會發動，容易破壞法治，造成思想政策混亂。某些地區用共同富裕代替民生口號，用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指標，定期實現。一些人趁機提出“共富為綱領”，認為改革30多年隻有兩極分化，沒有共同富裕，要以這些地區經驗進入“共同富裕新階段”，一霎時沖擊了全國，這樣的教訓足以警醒我們：必須要正視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了！

　　什麼叫共同富裕？是指大家在生活上大體差不多嗎？實際上，在全世界，財富佔有差距非常之大，這是歷史形成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不僅僅是剝削壓迫和私有制的原因。比如電視機普及以后造成的“眼球效應”就大大拉開了收入差距。歌星和小品演員的收入比科學家、大學教授高得多，他們並沒有剝削壓迫誰，大家愛聽愛看就是了。社會能把他們怎麼樣？最多就是高額累進所得稅。

　　小時候我們總是聽說，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后來學了經濟學才知道，這也太空想了，社會物質和精神供給極大豐富，資源的稀缺性也不會消失，因為人的需求也在增加，而且總是比供給增加得快。人類得到滿足又永遠不會滿足。對於稀缺資源的佔有來說，大家總也“共同富裕”不了。

　　怎麼實現共同富裕

　　參考馬克思“歷史與道德界限”、“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等論述，結合中國目前生產力發展階段、改革進行狀況和社會文明程度，可以把共同富裕的口號具體化為以下幾個目標。

　　第一，消除貧困。按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標准，盡快消除絕對貧困化現象。

　　中國1982年人均糧食產量約800斤，基本解決溫飽﹔30年來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從8平方米達到30平方米，基本解決住的問題﹔教育一直比較普及。目前扶貧標准是年人均2300元，國家規劃到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同時也要進一步保障農民土地權益、農民工合法權益，建立工資保障、勞動保障、失業救濟、醫療保障、養老金制度等。吸取西方福利國家教訓，消除貧困的方法不僅限於國家救濟和社會贊助，還應建立失業再培訓制度，提高貧困失業人員抗風險能力。目前絕對貧困人口居住地區自然條件過於惡劣，可通過整治國土與移民相結合的規劃，幫助他們出來，通過挖湖治水建立新的小城鎮，通過自己的勞動，改變基本的生活狀態。

　　第二，改善民生。使大多數人從小康生活逐步提高。

　　不能認為改革30多年隻有兩極分化，沒有共同富裕。計劃經濟30年在民生方面實行低標准的平均主義，共同貧窮成為改革的起點。因此，改革以來經濟高速增長，首先就是大多數人共同富裕的過程，大致出現了6次群眾性消費高潮。

　　第一次，上世紀80年代初，通過軍轉民，普及“老四大件”，代表品是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和黑白電視，價格在百元級﹔

　　第二次，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通過引進，普及“新四大件”，代表品是彩電、錄音機、洗衣機和空調，價格從數百元級到千元級﹔

　　第三次，90年代后期的中間性消費高潮延續至今，有一系列代表品，從電話到電腦手機、家具裝修、出租車、旅游，代表品從千元級到萬元級﹔

　　第四次，21世紀以來轎車開始普及，從十萬元到數十萬元級﹔目前年產量超過美國，存量為美國的七分之一，人均擁有量為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第五次，住宅，價格從數十萬元級到數百萬元級。城市人均住宅面積正在向50∼100平方米發展。

　　產能過剩，產品供大於求，消費者地位是高的，這都是群眾性的消費高潮，怎能說沒有共同富裕？社會中間階層的發展壯大，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標志。

　　第三，縮小兩極分化，限制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社會資源。

　　在絕對貧困逐步消除，大多數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時，中國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基尼系數擴大到0.46，如包括灰色收入，可能還要擴大10個以上百分點，中國已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主要是極少數人暴富所致。

　　這種情況的發生有三類原因。第一類由市場經濟風險，個人能力、努力的差距，生活條件差距造成，通過征收所得稅和國家扶助，是可以解決的。

　　第二類是收入差距背后財富佔有的差距。前者是增量，后者是存量。增量差距會變成存量差距，存量差距進一步產生更大的增量差距。這類差距，也可以提高征收財產稅和遺產稅予以控制。

　　第三類最難解決，是權力資源過於集中。中國的問題在於：沒有有效控制住極少數人利用特殊手段暴富，這不是市場經濟自發形成的，不屬於鄧小平提倡的“少數人用正當手段先富起來”的范圍，這樣的先富也不能帶動大多數人共富。正在形成既得利益階層，阻礙社會流動，破壞中產階級發展壯大。發展下去，大多數人共同富裕的進程就會被破壞。最危險的，並不是貧困現象還存在，也不是有極少數的貪污腐敗，而是剛剛形成的社會中間階層不能發展壯大，權貴發展成為自我封閉甚至世襲性的特殊利益集團。等經濟不再能高速增長，共同富裕就不能保持，脫貧人口可能再度“返貧”，新的貧困階層重新出現。

　　消除特殊利益集團，僅用“共同富裕”的經濟口號予以對抗，追求收入和財產平等遠遠不夠，需要進行全面改革，限制官員特權，防止極少數寡頭壟斷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治社會生活。因此，打擊腐敗，控制權力和權力資本化，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