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小夫妻”現象真正讓誰尷尬了？

就在2013年全國兩會即將落幕之際，被稱為80后洗腳妹的全國人大代表李麗，面對記者的圍追，脫口說出了一個長期存在卻被忽略的現象——“臨時小夫妻”，引發輿論高度關注。

咋一聽上去總有些突兀甚至不合調，但細想起來，反映的卻是一個極其嚴肅的社會問題，且非個別行為，而是普遍存在，用有著長期打工經歷、對之感同身受的劉麗的話說：“也許很多人聽了很意外，但是在我身邊，在我這個群體非常的常見。”

在不影響各自夫妻關系的基礎上，來自不同地方的他和她，組建了中國式打工潮下的臨時小夫妻。這究竟是無奈現實下的自然所為，還是兩情相悅下的各取所需？在此，我們並無意探討，也無心置之於道德的審判法庭，這裡我們更需要的是進一步追問：“臨時小夫妻”現象，真正讓誰尷尬了？

因為謀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離鄉，因為背井離鄉而人戶分離、家人別居——這是當下中國式進城農民工的生存現狀。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村裡的青壯年能走的幾乎全走了，剩下的基本上是“386170部隊”（指婦女、兒童、老人）在留守。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筆下知識階層的“生活在別處”，在某種程度上已然成為當前中國農民工群體的一個寫照。

可以說，在城鄉二元治理結構下，計劃經濟時代，農民常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產著城市所需的糧食，難得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看到底有多精彩﹔今天，2.6億農民終於可以扔下鋤頭，跟隨市場經濟大潮進城務工，開始尋求新的生活。他們幾乎每天奔忙在車間、宿舍、食堂的三點一線，“常回家看看”由此成為一種奢望，每年春運期間的“一票難求”，便是他們扎堆從城市到家鄉一次艱難往返的佐証，也因此他們被媒體冠以“候鳥”的別稱。“候鳥”，則意味著常年居無定所或周而往返的漂泊生活。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需求是人最底層的需求，也是人生存的第一需求，如果人不得不要面對非此即彼的選擇時，更高層級的需求，比如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等，自然會讓位於人的生理需求。電影《老井》中，當男女主人公被困塌方的井下，自知生還無望后，終於做了一次夫妻。被困井底的男女主人公，某種意義上不正是農民工生存現狀的一個隱喻？在城鄉二元治理結構下，他們中的不少人實際上已失去了夫妻長相?守的自由。

當然，我們並無意於為之辯護，在這個人性獲得空前解放和伸張的時代，任何有違夫妻相互忠誠關系的行為都應該受到譴責乃至法律責任追究，來維護作為人類社會文明成果之一的一夫一妻制。但如果僅僅停留在家庭倫理和群體揭秘層面的審查和獵奇，是否可能遮蔽對城鄉二元治理結構的審視和檢討？我們或許因此可以滿足一下居高臨下的集體快意，卻可能由此失去了一次啟動改革的社會契機。

“臨時小夫妻”現象真正讓誰尷尬了？當然，不是農民工群體，而是造成這個群體尷尬處境的制度。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下決心打破二元治理結構，真正讓城鄉實現一體化發展、讓“候鳥”式農民工不再有漂泊之憾，該是時候了。但願，“臨時小夫妻”現象帶來的尷尬和刺痛能成為一次破題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