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媒體逼出實情並非“瞎轉悠”

兒坑爹或爹坑兒？

一個叫李天一的小青年犯了事，媒體上他叫“李雙江之子”。

有人以為不妥，李天一就是李天一，不必把李雙江推到前台。其實，李天一以“李雙江之子”而名之，沒有什麼問題，主要不是因為他確為李雙江之子，而是因為他未滿18歲，仍在監護期。成年人有法律上之獨立人格，未成年人沒有，粘連父母，自然而然。

又有人以為既是未成年人，則宜保護，犯了事，媒體上不宜細載其行跡、歷數其過錯，照片應打馬賽克，名字也該隱去。這又是似是而非。

李天一非一般的未成年人，鮮花鋪地，舞台華美，明星之路，已經筑就。其優秀事跡和公開影像，廣布於媒體，車載斗量，既不隱埋姓名，也未遮蓋臉面。既然如此，其每次犯事，媒體刊布資料，可謂順手拈來﹔發掘其不良行跡，更可謂報道得客觀平衡。任何人欲享明星之名，必受明星之累，欲得成名之利，必受媒體審視，未成年人也不例外。

以李天一此次犯案為例，多人參與輪奸，媒體隻集中於李天一，而很少旁顧他人，就在於其他人沒被發現有著名的父親，自己也不著名。平時高調鋪名譽之路，犯事就要承擔名譽之累，一報還一報，福禍互倚，沒什麼不妥的。

李天一與李雙江，是兒坑爹還是爹坑兒，引起熱議。今日兒子犯案，老子聲名受累，此為“兒坑爹”﹔過去老子對兒驕縱，忙於助其成名，樂於助其遂願，此為“爹坑兒”。本來，好爹難保一定養出好兒，好兒未必一定有個好爹，但多數而言，人們還是將家庭作為極重要的環境，未成年人階段尤其會從家庭看孩子，將孩子的行為歸因於家庭。先因后果，爹先坑兒﹔因果互見，到頭來兒子坑爹，雙雙收獲教訓，為家庭教訓失敗增添了例証。

這裡的坑爹坑兒，不止於家庭，還包括這一個家庭或這一類家庭的社會特性。如果坑兒式教育隻能作用於家庭環境，還可能因社會無效而約束。人人家中有一個“小皇帝”，但未必到了社會上還吃得開。李雙江家的“小皇帝”，卻可能處處都能享受“小皇帝”待遇，從而張狂起來。這是社會重要人物的特權。

消滅“不純粹”會令傳播生態枯竭

媒體對“李雙江之子案件”的報道熱情高昂，有追蹤真相、滿足知情的宗旨，也有發行份數、點擊率、收視率的競爭，兩者難以決然分離。中間夾雜一些消費名人或意指“紅歌”符號的態度，沒有什麼奇怪的。媒體對李天一案件的報道，並未價值脫軌，總體上並非展現媒體暴力、語言暴力。

為什麼不能純粹一點呢，隻求真相、規模適宜、不要消費名人、不要意在言外等等。有這種想法，也沒有什麼奇怪的，能理解。我也覺得因為李天一而大曝李雙江的全部情史有些過分呢，但終究也隻能說因果皆有自，名人須謹慎而已。

社會很豐富，欲求純粹難。把“不純粹”消滅了，傳播生態也就枯竭了。純粹的媒體，隻有一種可能，就是僅有一個媒體，或者雖有很多的媒體，卻全由一個純粹的大腦來指揮，執行中還不折不扣，簡而言之，媒體由一個純粹的全能人來辦，那才純粹了。這就像過去搞經濟，設想一個可以自如控制全部經濟過程的計劃體制。

“媒體隨傳言瞎轉悠”，這又是一個擔心甚至指責。看起來確實如此，一會兒傳李天一年齡造假，一會兒說李雙江氣病，一會兒傳雙方和解，一會兒說恐將輕縱，實際上均被証偽。我想，媒體怎樣不為傳言所動，當然有值得反省之處，但把報道的進程簡單視為“瞎轉悠”也未免困於“計劃體制”。

社會有傳言，媒體有回應，包括正視傳言和推求實況，無違於新聞本職。有傳言、無回應，大家都不理會，似乎也可以“其怪自敗”，但這是不是對公眾負責的做法？是否適合網絡時代的傳播需要？傳言熾盛，而各方“不為所動”，釀成重大事件，例子很多。據說教訓之一，是要第一時間正其視聽。李天一案傳言多多，無不指向特權銷案，試問有哪個機構迅速以正視聽了？

李天一案不足証勞教廢除論

李天一案又引出勞教話題。李天一上次街頭打人，這次涉嫌輪奸，中間有過勞教處理。勞教制度近年深受劣評，廢止已成定數。李天一勞教期滿犯案，有評論以此再証勞教非僅無益，反能使人破罐子破摔或習得違法犯罪新技術，實當廢除。

勞教當廢除，但若以李天一勞教放出又犯案作為勞教無益、勞教當廢的理由，那麼監獄都應該廢除，坐牢放出后又犯案、坐牢期間學會了新的犯罪辦法，都不少見。以勞教早應廢除論，李天一被勞教可謂不當，但即使沒有勞教制度，李天一當街暴打他人也該有依法處理。

勞教當廢，在於非經審判剝奪自由，於法治不合﹔隨意性大，常致人罰超其過，甚至無過被罰，但正因隨意，它也可作為犯罪而減弱處罰的措施。勞教當廢，例証絕多，湖南唐慧、重慶任建宇等就是，但李天一不是例証。

每一公眾關注的事件，信息缺乏，使人在整體的社會經驗下產生懸疑，這是一種現實。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應該反思社會總體局面和每一公共事件的信息回應機制。媒體正視傳言，並去推求真相，並不能替代權威反省其“不發布”的失責，多少也逼出了一點實情，回應了社會關切，減輕了社會焦慮，不應該反被指為“瞎轉悠”。

（作者是著名雜文家、武漢《長江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