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學術隨筆：淺談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

　　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即以收定支與以支定收，是兩種不同的理財觀，也是財政與財務預算管理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在我國，古代就有關於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思想的論述。西周末年，《禮記·王制》提出，“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秏。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這是量入為出理財觀的最早記載。唐代宰相楊炎主張，“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這開了量出為入思想的先河。清朝末年，黃遵憲提出，“權一歲入，量入為出﹔權一歲出，量出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絀，上下流通，無壅無積，是在籌國計”。這就把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結合了起來。

　　在西方，也有關於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的不同觀點。弗裡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說，把人們的收入分為一時性收入與持久性收入，支出分為一時性支出與持久性支出，認為持久性收入才是決定支出的關鍵因素。這可以說是量入為出觀點的代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視支出政策為蕭條時期刺激經濟增長的相機抉擇手段，提出財政支出可以按照有效需求的要求通過赤字來補充。其思想總體上是量出為入的。

　　其實，無論量入為出還是量出為入，其著眼點都是“入”與“出”即“收”與“支”的關系，重在協調二者之間的矛盾。

　　量入為出，關鍵在“入”，“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農業社會，無論政府稅收還是家庭收入，都受到農業產出季節性和數量的限制，收入成為硬約束，量入為出是邏輯的必然，也是生產力不發達的反映。同時，在高度集權的封建體制下，“事無巨細皆決於上”，政府的職能邊界難以有效界定，財政支出的數量也就難以合理限定，隻能通過收入水平來制約。量入為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當時生產關系的反映。

　　量出為入，關鍵在“出”，“出”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至少需要兩方面的條件：其一，要有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作支撐。其二，支出水平的確定要合法、合理、有效。從國家層面看，就是要通過法定的規則和程序，界定政府的職能和公共預算的規模。從企業層面看，就是要講求支出的必要性和效益性，保証有投入就有產出。

　　可見，無論量入為出還是量出為入，都有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局限性。量入為出，強調勤儉節約、收支平衡，意味著有多少收入就安排多少支出，但不能據此引申出能取得多少收入就安排多少支出，甚至為了多安排支出而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同理，量出為入，強調應收才收、收支匹配，意味著支出決定於職能的實現，預算收入為支出提供保証，但不能據此片面地認為支出決定收入，為好大喜功、脫離實際找借口。

　　我國財政預算體系由公共財政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組成。一方面，“四大預算”的功能定位、收支范圍以及管理特征等存在明顯區別，彼此之間應保持相對獨立﹔另一方面，它們又應有機銜接，相互可進行適當調劑。因此，既應注重以收定支、量入為出，又應兼顧以支定收、量出為入，不斷完善公共財政框架，規范政府職能。

　　企業財務預算同樣應重視收、支關系問題，加強全面預算和分類預算管理，注重運用金融和資本市場及相關工具，多角度思考，多手段協同，努力實現從絕對平衡向相對平衡、從年度平衡向周期平衡、從靜態平衡向動態平衡、從局部平衡向集團平衡、從單一收支平衡向經營綜合平衡轉變，為增強企業財務與經營管理的靈活性、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