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扭曲的民主結不出好果子

　　一

　　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已步入第六個年頭。

　　這場危機不僅是對世界經濟的嚴峻挑戰，也是對各國政治制度的一次大考。在這場大考中，西方國家的窘迫、焦躁、困惑和無助有增無減。

　　二

　　西方民主還真是個問題。這早已不再是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個人判斷。當下西方廣為討論的焦點已轉移到美歐政治體制困境的根源和出路到底在哪裡。

　　“極化”是目前西方社會的一個典型征兆，事關國家前途和生存方式的共識無從談起，政治體制改革更是步履維艱。

　　“我們不能把絕對主義當作原則，不能以作秀來取代政治，亦不能將漫罵視為理論的辯論。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即便知道我們的工作將不盡完美。”

　　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就職演說充分表明，為擺脫華盛頓政治癱瘓，他將投入與共和黨的決戰。然而西方的主流看法是，不管奧巴馬如何決絕，種種無形的大網終將難以沖破。

　　西方政治體制歷經數百年發展，擁有過自己的黃金歲月。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靈，落入今天這樣的困境？對這個問題的系統思考還有待深化。不過，種種弊端卻是明擺著的。對此，西方有識之士也有不少批判分析。

　　三

　　“古希臘哲學家在2500年以前就說過，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現在，電視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當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觀眾期望的形象。”

　　美國學者波茨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用詼諧的筆調道出現實政治的無奈。

　　西方民主表演色彩甚為濃厚，以至於“政治秀”一語不得不讓位於“游戲民主”。民主被簡化為競選，競選又被簡化為政治營銷，政治營銷又等同於拼資源、拼謀略、拼才藝表演。

　　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物質的相對過剩，人們不再滿足於生理需求，以視覺刺激、情感刺激為主的娛樂文化大行其道。西方政治廣告有一個共同的經驗：用一個口號、一個象征或一個引人注目的形象，制造焦點。選民有時並不知道誰最勝任總統或議員，更關心的是誰的形象最具愉悅功能，最能排解心中的不滿情緒。

　　常識判斷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表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嚴重非理性的，這種非理性狀態在新媒體、金錢和商業炒作時代變得日益突出。

　　“隨意”還有更深層面的背景，那就是對“程序萬能”、“隻要制度好，誰上台都無所謂”的篤信。這在相當程度上源自西方在發展水平方面的優勢，及其衍生出的制度優越感。可歷史上積累的財富（包括從發展中國家掠奪來的不義之財）和國際秩序中的一些特權，又能支撐多久呢？發展是一場不能停歇的馬拉鬆，底子再厚實，也不能高枕無憂睡大覺。丟掉虛幻的優越感，將心態放得平和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當“政治產品”也卷進娛樂漩渦，嚴肅的事情變得過於輕鬆，“刺激”就開始從另一個方向作用於社會。一旦候選人的能力、專業知識和從政歷練不再那麼重要，甚至讓外表、宗教信仰、種族、性別、年齡以及作秀的本事成為左右選舉結果的砝碼，一流治國人才就不那麼容易脫穎而出了。

　　更為嚴重的是，為取悅選民，政客盲目許諾，造成社會公共開支增長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政府信貸盲目擴張、民眾負債超前消費等諸多問題。這也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

　　“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記不得了。”

　　1896年和1900年兩度輔佐威廉·麥金萊當選美國總統的競選經理馬克·漢納如是坦言。

　　100多年來，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今天的西方，參選人拼的不只是自己的能力與水平，更是金錢。現代傳播工具與商業模式的結合，使得金錢的投入輪番上升，陷入惡性循環。選舉在變味，金錢成了形象打造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美國前總統卡特2007年感慨地說：“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杰斐遜要是活到今天，還能當上美國總統嗎？！我們永遠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備優秀總統潛質的人，就因為不願意或者不能夠採取一種能夠募集到大量競選經費的政策，而永遠與總統寶座無緣。”

　　長期以來，美國法律規定私人政治捐款最大限額為2500美元。顯然，這樣的限制已經與“金錢民主”的現實不相匹配。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個人與企業向助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的上限。美國敏感政治問題研究中心根據計算得出，2012年圍繞國會和白宮的角力耗費了60億美元，成為美國選舉史上“燒錢”最多的大選。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不帶訴求的政治獻金。“金主”的底氣越來越壯，“民主”的成色就越來越差。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選戰花費金錢過高，政治獻金隻會讓富人對決策有更大影響力。“金錢民主”一大后果，就是中產階級被架空、被邊緣化。“佔領華爾街”運動背后的99％與1％之矛盾將長期化，最終導致更大的危機。

　　美國《旗幟周刊》高級主編克裡斯托夫·考德威爾指出，美國的政治早已被華爾街寡頭牢牢綁住，民主黨和奧巴馬總統比共和黨人甚至更加依賴華爾街金融寡頭的資助。這種寡頭政治的現實，意味著在華爾街巨頭面前，驢象兩黨中的任何一方都難以撼動他們堅固的根基。

　　“當鳥兒的翅膀被系上黃金，鳥兒就飛不起來了！”

　　印度詩人泰戈爾這一警句雖是在感悟人生，但用來形容西方“金錢民主”的惡果也是再精妙不過的。

　　五

　　“短視民主”是“游戲民主”和“金錢民主”的孿生兄弟。

　　大多數西方國家經濟今天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從政治角度來看，政客為了拉選票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耗盡了國庫，到頭來還是要老百姓來埋單。美歐各國債務危機、財政危機某種意義上就是這樣形成的。

　　美國《時代》周刊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一文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症結，即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於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升經濟競爭力，或者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

　　當然，決策的短視也有更廣泛的社會背景。相對於社會整體利益，個人的權利是絕對的，個人自由、社會福利等權利幾乎被絕對化。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文化的變遷。西方已經遠遠背離了在工業化、海外擴張、大規模戰爭的“輝煌時期”面向未來的自我犧牲精神。於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一種趨向“自我一代”的文化變遷，立刻消費，活在當下。

　　瑞士聖加侖大學哲學教授迪特·湯美指出，如今在西方，大家感覺每個人都應該像資本家一樣，不受限制、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潤為導向，資本家的生活方式滲透到普通階層人的生活中，許多本來可以讓生活更美好的價值觀念被邊緣化了。

　　六

　　國際金融危機也是一場精神層面的危機，西方國家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不斷減弱。

　　面對這一現實，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國前勞工部部長羅伯特·賴克強調，幾十年前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其民主政府是為所有人謀福利的，但是幾十年后的今天，這種信心普遍發生動搖——在絕大多數人眼裡，政府由極少數大型利益集團操控，是它們謀求私利的工具。

　　早在2008年之前，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就嗅到了危機氣息。他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先兆和1929年的經濟危機如出一轍，即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制度和政策偏向於富人，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金融資本綁架。克魯格曼詳細考察美國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政治經濟關系后，得出一個結論：是不平等的政治在決定不平等的經濟，而不是相反。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理論都清楚表明，經濟出了問題，往往是政治先出了問題，而社會出了問題，乃是它們的綜合症狀。

　　近年來，西方國家社會輿論對昔日視為金科玉律的選舉制度的分析愈加深刻，變革的呼聲持續升高。但是，變革的步伐迄今仍十分緩慢，不是陷入政治癱瘓，就是隻能拆東牆補西牆。正如愛爾蘭歐洲事務部長所警告的那樣，西方國家政府正在變成“民意的綿羊”。

　　國家發展大局被不同群體選民的選票利益撕裂，被體制弊端牢牢纏住。這樣的政治氛圍，不大可能產生出具有強大動員力和執行力的政府，也不斷放大著政治體制的缺陷，一盤散沙成為西方社會的突出特征。

　　七

　　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一針見血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於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

　　民主的優劣是靠實踐來檢驗的。

　　扭曲的民主結不出好果子，不可能得到認可，更無普世價值可言。

　　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給國家帶來長遠發展前景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優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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