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評論員觀察：蘭考火災警示社會管理短板

　　錢是一個因素，制度也是一個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意識問題”。近日蘭考縣領導對於記者“為何沒有福利院”的這番回答，態度坦誠也近乎反思。10天來，對這一事件的持續追問，引發人們不斷遞進的思考

　　從爭議“愛心媽媽”袁厲害的道德行為，到怒斥當地對孤兒救助的管理失職，從關注民間收養合法性的各種議題，到聚焦蘭考6月修好縣級福利院的政府承諾，這些變化讓人痛心之余也由此深思：在社會轉型期，如何更好地加強社會管理？

　　如何補足“管理短板”

　　早在2010年，就有攝影記者跟蹤拍攝袁厲害和她的孩子們，一組叫《命若垃圾》的照片，觸目驚心。然而，當地卻長期“選擇性失明”。少人問津的背后，是法律意識的淡薄﹔無所作為的動因，是群眾觀念的匱缺。

　　孤殘兒童，人數相對不多，問題相對單純。但這樣一個“簡單”問題，在一些社會管理者看來，也頗有難度。這折射出在社會管理上的能力不足。這樣的能力短板，遭遇流動時代的挑戰，更顯突出。無論是貴州畢節取暖悶死垃圾箱的5個男孩，還是北京農民工子弟學校面臨的關停困境，留守兒童、流浪兒童、農民工子弟……昭示我們在社會管理上的新問題。

　　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與相對薄弱的社會管理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一個重要挑戰。群眾權利意識高漲，利益訴求高度分化，互聯網“未知遠遠大於已知”，這些都要求我們補齊社會管理短板，更好地應對時代挑戰。

　　如何增加“制度供給”

　　蘭考大火，讓人看到當地兒童福利狀況：80萬人口的蘭考縣，竟然沒有一座福利院。正如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所描述，在有些地方，兒童福利制度還處於“三無狀況”：無兒童福利法，無兒童福利行政指導體系，無基層的兒童福利設施。雖然早在2010年國務院就曾下發《關於加強孤兒保障工作的意見》，從2011年起國家每月向孤兒發放生活補貼，基本的孤兒保障制度已經建立。但這一體系還不盡完善，缺少整體性的框架設計，也缺少制度間的銜接。

　　這樣的缺失，讓人深思。

　　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供給必然要回應需求。火災后，民政部公布的數字令人驚心：我國現有孤兒61.5萬人，被政府福利院收養的不足20%。數字背后，是急需完善兒童福利相關制度的熱切渴望和強烈訴求。

　　沒有制度規范，民間善行與牟利行為劃不清界限，袁厲害就難免背上黑鍋﹔沒有法律要求，福利院也可建可不建，孤殘兒童難免流落民間。制度建設更充分、制度設計更科學、制度執行更完備，才能更好地回應社會訴求，創新社會管理。

　　如何劃清“合理邊界”

　　記者調查顯示，袁厲害的收養行為，在當地並非個案。這一事件引發了關於私人收養合法邊界的討論，也讓人反思：在兒童保護與救助體系之間，一方面亟待民間力量播撒愛心，另一方面，個人、社會組織在參與過程中，也有著政策門檻、法律風險和監管難題。

　　社會管理新格局，既需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也需要“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然而，袁厲害的被質疑，說明公眾和社會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在很多時候會遭遇“玻璃門”、“天花板”。在這方面，我們有政府接棒“免費午餐”、“微博打拐”的成功案例，也有雲南鎮雄學生食用營養餐后身體不適的教訓。這些都啟示我們，社會力量介入社會管理，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作為主導的政府，必須為民間行為劃定邊界。

　　蘭考事故后，民政部回應，要積極推動出台兒童社會福利條例，健全兒童福利保障體系。正如校車事故倒逼《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免費午餐”催生營養午餐補貼……不斷從中汲取制度改善、管理創新的營養，社會前行才能更穩健，“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用之才”的願景才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