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雙號限行”常態化，能否重現藍天？

“老板代表”醉駕，縣人大咋不許刑拘？

背景 ：8月12日，在上海經商的張裕明因醉駕被鬆江公安分局立案偵查。因張系福建省周寧縣人大代表，根據規定，上海警方向周寧縣人大常委會發函，提請批准對涉嫌危險駕駛罪的張裕明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雖然周寧縣人大常委會有關負責人也認為張裕明涉嫌危險駕駛罪，但在主任會議表決中，卻因贊成票未過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半數，未獲通過。

京華時報發表王雲帆的觀點：《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的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向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報告。但這一制度的立法本意旨在防止人大代表因履行為民代言的職責而招致地方政府的報復，這種身份保障以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職責為必備要件。人大代表在履行其代表職責之外，則不應享受未經許可不得被採取強制措施的“護身符”。周寧縣人大常委會的決議中，除8張贊成票之外，還有1張反對票和8張棄權票。反對者因何反對，有何法律依據，不得而知﹔棄權者對自己的投票權所作的棄權更是輕率。不願對人大常委會議案進行投票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又如何為民意代言？人大代表違法（醉駕）已是丑聞，再加上人大常委會委員對刑拘請求“不予許可”，致警方正常執法失據，這樣的法律漏洞不獨人大及其常委會應反思，立法同樣應做修正。否則，將會有更多無視法律的人會想盡辦法去撈取一張人大代表的“保護傘”。

小蔣隨想：雖然人大代表的根本使命是為民代言、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但在一些地方，確實存在行政者或主動或被公關后，將人大代表身份“發”給企業老板的情況。個中意味是，某些地方政府想方設法要獲得商人的資金支持，一些老板同樣希望“被回饋”政治地位乃至特權。由此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某些代表的選舉過程未必真正反映民意，個別代表的任職動機“不純”。第二個問題是，個別老板仰仗“特殊身份”自覺高人一等，行事囂張霸氣，甚至對違規違法有恃無恐。第三個問題是，地方管理者面對“特殊人物”犯事，在處理時畏首畏尾，依法公正性令人存疑。就本例而言，商人張裕明醉駕事實明確，涉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與人大代表本應具有的品格自律、守法表率大相徑庭。周寧縣人大常委會的表決結果更令人失望，諸多棄權票甚至還有反對票恐怕表明“對人不對事”，折射出該縣一些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樣“失范”。

“單雙號限行”常態化，能否重現藍天？

背景 ：26日，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上發言，對於單雙號限行常態化等群眾建議，將進行論証。這一說法引發網友熱議。當天下午，李士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論証單雙號意見不意味著要實施，“我們不能沒有研究就做出反應”。

新京報發表胡印斌的觀點：對於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來說，任何簡單、率性的政令，都有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從而成為牽涉甚廣的公共事件。而一旦單雙號限行成為常態，必將給這個城市的公眾帶來深刻的影響。比如，此舉會不會侵犯目前保有的幾百萬輛機動車相關人群的正當出行權利？又如，限行之后城市有沒有做好相應的替代保障准備？目前的公共交通能不能化解因此帶來的交通不便？所以，決策必須審慎，應該建立在科學、充分論証的基礎上。單雙號限行對於大氣治理的貢獻究竟如何，應該有相應的數據支撐。另一方面，限行涉及面甚廣，尤其需要擴大公眾參與，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綜合評估考量。不僅要看到限行積極的一面，更要看到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決策惟有對負面影響進行全面而客觀的考察與評估，建立在最廣泛民意基礎上，求取民意的最大公約數，才真正符合公共利益。

小蔣隨想：北京從2011年4月開始實施工作日機動車按尾號限行政策。理論上，每個工作日能減少20%的機動車上路。但平心而論，這幾年北京的霧霾情況並未出現好轉，反而還有加重之勢。有人會說，如果不限行，污染可能更嚴重。必須承認，這種想法有其道理。但也要指出，限行不是萬能的，污染物排放源頭既是多元化的，更是多地域性的。例証之一是，北京市環保局曾提供數據，機動車排放的PM2.5佔北京本地污染物總排放量的31.1%，那麼還有近七成的污染源又該如何控制削減？例証之二，“APEC藍”的形成，不僅有京津冀聯手減排限行的功勞，就連山西太原都有多家企業停產配合。大范圍的限與停也說明，僅憑一地的單一舉措遠不足以“扭轉乾坤”。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意味著城市“動能”大幅削弱，工業停產影響勞動就業與經濟，我們明白治污必須有舍才有得，但我們更要審慎評估平衡其中的利與弊，不能搞拍腦袋決策，更不能顧此失彼。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