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誰都有可能成為 “三棱鏡”

　　“三棱鏡群體”是英國社會學家齊格曼·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的發明。19世紀波蘭被瓜分以前，波蘭猶太人基本都是貴族和鄉紳的奴仆。他們承擔著各種不受歡迎的職責，為土地的真正主人扮演“中間人”角色。這樣他們就處於兩難境地，在貴族和鄉紳看來，他們和下等人沒什麼兩樣，野蠻、骯臟、無知和貪婪﹔而在農民和市民看來，他們又是直接剝削者，屬於統治階層。他們就像三棱鏡一樣被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成了兩種互相敵對和矛盾的仇恨目標，雙方都將他們看成是另一方的成員。

　　當下中國的醫護人員不幸也成了這樣的“三棱鏡群體”。醫改不徹底導致的體制慣性，將他們當成改革的包袱和目標，患者又將他們視為醫療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兩邊不討好，兩面受氣，同時又替兩邊背黑鍋。於是，他們就成了一個被互相投影的三棱鏡，矛盾雙方將相互的敵意轉移並聚焦到他們身上，使他們成為暴力、仇恨的犧牲品。

　　去年10月浙江溫嶺發生襲醫慘劇后，國家衛計委也聯合公安部發布《關於加強醫院安全防范系統建設指導意見》，要求加強醫院安保和監控。可今年一開春，從深圳到黑龍江，從浙江到南京到安徽，全國各地又頻頻傳出各種版本的襲醫案。

　　早在溫嶺殺醫案時就有輿論指出，中國新醫改行至今天，“看病難、看病貴”的情況並沒有如願緩解，公立醫院的醫改遲遲沒有真正拉開帷幕。畸形的“以藥養醫”制度讓醫生患者走向對立，使得醫生為體制背黑鍋，為體制缺陷承擔了其不應該也無法承擔的責任。

　　這一點，從近來襲醫案當事人的身份就可看出。他們中有學生，有社會人員，有江蘇省檢察院的宣傳處長，有安徽?上縣政法委副書記石某的妻子與侄子。學生、社會人員襲醫，是因為他們將醫生當作“強勢”的一方，是醫療體制的前沿性代表﹔而省檢察院宣傳處長及縣政法委副書記的家屬也襲醫，只是基於“權貴”立場，認為醫護人員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提供特權式的醫療服務。

　　在矛盾的夾縫中生存在“三棱鏡群體”，不單是醫護人員。但凡社會矛盾比較集中、尖銳，輿論指向比較突出的領域或行當，都會存在這樣的一個不尷不尬的“三棱鏡群體”。

　　比如城管。隨便以“城管”為關鍵詞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就會彈出“打人”、“行凶”、“暴力”的后綴。網友更有“借我三千城管”的戲謔，似乎它已成為一支無敵天下的“威武之師”。當一個群體的形象或身份被公共輿論單一化后，這種單一化的形象和身份，很快就能找到與它匹配的對立面。

　　當然，城管肯定覺得特別委屈，一方面不時通過網絡、媒體大吐苦水，另一方面通過柔性執法、微笑執法、換位思考執法等努力改變形象。不能說這些努力完全沒有成效，但在基本職能沒有改變之前，城管的公共形象很難有大的改觀。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去年底發布《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2013)》就顯示，城管部門是最不受公眾信任的國家機關。

　　“不信任”並不等於“不需要”。城管也要受到“上級”的制約，隻不過這個“上級”平時隱身，即便在城管與小販產生沖突時，它也只是充當旁觀者、和事佬，有時甚至受正義感驅使站在小販一邊。可是，當街道被小販佔據而擁擠難行時，當路邊燒烤攤烏煙瘴氣時，當小區環境不可逆轉地變得臟亂差時，當城市環境不堪入目時，“上級”就立刻出現表達不滿了。這個時隱時現的“上級”可能是組織、領導，可能是公共治理的體制、機制，也有可能就是普通市民，亦是抽象的“公眾”中的一部分具體的人群。城管在不同人群組成的“公眾”中，在“上級”與小販之間的夾縫中，不可避免地淪為“三棱鏡群體”。

　　誰都不會甘心命運的沉淪。為從“三棱鏡群體”中解脫出來，一些城市將城管業務外包，或者聘用社會人員臨時執法，這些外包人員和臨時工不僅要承擔城管的工作，還要在媒體曝光后為城管當擋箭牌，他們是城管的替身，是“三棱鏡群體”中的“三棱鏡”。以此類推，一些公務機關、事業單位中聘用的臨時工、借調人員等，也在扮演“三棱鏡群體”的角色，隻要搜索近來發生的各種引起公眾非議的公共事件，就會發現他們忙碌的身影，他們無處不在，疲於奔命，還要承受輿論的明槍暗箭。

　　“三棱鏡群體”真實地或者被想象地出現在社會中，他們是社會階層單一化的產物，因為單一，所以對立，所以難以調和，所以都將各種負面的形象標簽貼在各自的對應物上。這些或隱或現，或潛或顯，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三棱鏡群體”，既是社會怨氣的出口，又成為滋生新怨氣的接口﹔既是社會改革的難題，也是社會改革的目標。如果不能在政府、市場與社會中明晰地劃清邊界、各安其位，如果社會不能培育出成熟的公民文化，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像醫生、城管、臨時工、公務員、地產商一樣，淪為別人眼中的“三棱鏡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