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重塑法官的職業榮譽

　　未來的法治中國，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法官？是農忙時幫助農民下地干活的田間法律人，還是城市發展中勇挑招商重擔的“多面手”，抑或是正襟危坐、消極被動的居中裁判者？這樣一個曾被予以不同描述的職業群體，究竟應當在法治建設中扮演什麼角色？日前，來自特區深圳的一份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引起輿論的高度關注，我們似乎能夠從中得到“中國法官向何處去”的一些啟示。

　　經過前期的醞釀准備之后，《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高調對外公布，這在中國司法體制改革方案呼之欲出的背景下，無疑具有標志性的意義。《方案》將法院工作人員分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三大職系，明確對法官實行單獨職務序列管理，法官待遇和等級挂鉤、不與行政級別挂鉤。如果能夠得到順利、有效的落實並推廣開來，未來的法官將不再為解決待遇而擠“官道”，司法改革也將朝著“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邁出實質性的艱難一步。

　　為什麼要進行法官職業化改革？我理解其直接的出發點在於塑造法官職業的尊嚴與榮譽，為司法化解社會沖突和利益糾紛保留一支穩定而健康的人才隊伍。當前，人們對司法正義的需求日益增長，但法官群體實際的生活境況，難以滿足這種需求。超負荷的工作壓力、過低的薪資待遇以及狹窄的晉升空間，使得法官的職業榮譽感急劇下降，法官流失、斷層等現象比較嚴重。

　　今年“兩會”期間，北京市高院院長慕平介紹，5年來北京法院系統500多人辭職，而且有增加的趨勢。另據有的代表提供的數據，上海5年流失法官300多人，江蘇甚至上千人。深圳市中院的數據也顯示，從2009年到去年年底，深圳法院系統一共辭職34人，調走237人，相當於兩級法院政法編制人員的15.5%。

　　如此大面積的法官流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實現法官職業化而使其成為刀尖上的“舞者”，法官被當作普通公務員予以行政化管理，深深嵌入官僚等級制當中，無論是福利待遇還是職業理想，都受到來自行政化體制的束縛和制約。中國司法一直都有一個夢想，就是能夠從優秀律師當中遴選法官，但由於職業化管理的缺位，反倒出現因為待遇差異而迫使許多通過考試的優秀法官人才向律師業流失的窘境。我國法官編制量並不少，但真正在一線辦案的則不多。

　　以北京為例，法院行政后勤保障637人有法官職稱，佔15%﹔886人是院長、副院長、庭長等，佔21%。也就是說，法官中有36%的人實際上不經常辦案或根本不審案。一些人“佔著茅坑不拉屎”，還能捏住辦案法官的“脖子”，這種畸形的管理體制，無疑是在扼殺法官的獨立人格和辦案積極性，法官要想“出人頭地”，隻有擠“官道”或是選擇離開。

　　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弊病早已備受詬病，其所造成的法官獨立性萎縮、職業認同感流失也是眾所周知，唯一的改革出路就在於實施分類管理，將專屬於法官的榮譽、權力與地位還給真正的法官，包括給予體面的物質保障、必要的政治榮譽以及穩定可期待的晉升空間。深圳的改革方案正契合於此，為了突出法官的尊崇地位，改革實行嚴格的法官員額制度和獨立的法官薪酬體系，規定法官可根據任職年限、資歷和工作業績等晉升等級，法官擔任院長、庭長等領導職務的，其工資福利及社會保障等依然按照法官等級確定，領導職務不作為其待遇的依據。這意味著，法院各類人員相對獨立的職業發展通道將被打通，獨木橋變成了立交橋，法官的職業榮譽感和歸屬感有望得到提升。

　　從長遠看，塑造法官的職業尊嚴與榮譽，是通過提升司法職業者的社會地位，創造出一個法官遴選的良性循環：讓最優秀的法律人做法官，讓法官做他應當做的正義之事。丹寧勛爵把正義女神手中的天平看作公平的象征，法官在操作天平的過程中顯示出法律的權威，“律師一個接一個地把砝碼放在天平上，‘仔細掂量孰輕孰重’，但最后決定天平是否傾斜，哪怕隻有一點傾斜的，卻是法官”。正是深諳此道，美國才制定了近乎苛刻的法官選拔晉升機制，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是“榮譽等身”。

　　與美國從律師中遴選法官不同，我國很難將優秀的律師吸收到法官隊伍，相反出現優秀法官當律師的逆反效應。扭轉這種局面，就必須給予法官在實現司法正義價值上更大更多的空間，不僅讓法官從律師等其他優秀法律人中來，而且法官之間也形成良好的上升渠道，渠道的另一頭不是庭長或院長，而是更有職業榮譽的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