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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近来有些案件，明显让周围的人都呈现无语的状态，如陕西富平医生卖婴案、佳木斯夫妻奸杀少女案。这两起案情，就目前可知信息，实在超越普通人的理解范围，很难用理性分析、还原疑犯的行为逻辑。
正因为此，我倾向于将这两案视为难得一见的特例，而非普遍的人性之恶。否则，随着两案的广为人知与震动人心，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会雪上加霜，而面对倒地的老人、孕妇，是否能够以佳木斯案为借口，置之不理？
以上情况会不会出现，是对一个社会理性程度的考验。更令我觉得骨鲠在喉的，是佳木斯案发生后，与丈夫共同杀害胡伊萱的谭蓓蓓在医院中的状况。
相信一个正常人，面对谭蓓蓓利用“天使女孩”胡伊萱的同情心犯下的恶行，都会感到不解、厌恶与愤恨。然而谭蓓蓓是一名孕妇。何以中国法律会规定孕妇不判死刑，也可以不实行审前羁押，即使判刑，一般也允许监外执行？推其法意，除了对孕妇的人道关怀外，最根本的还在于对无罪的新生幼儿的权利保护。
而以下的画面很难谈得上保护：不断有人围集在谭蓓蓓的产房外，吐痰，责骂，甚至扔东西。产房门关上后仍不断有人窥视。也有值班医生指着谭蓓蓓鼻子骂“禽兽不如”。
一般认为，孕妇的情绪、环境与待遇，对新生胎儿的健康会造成重要的影响。虽然谭蓓蓓是一个如此可恨的女人，但让待产的她处于充满义愤的群众甚至医生的围观指责之下，恐怕也违反了文明社会给予孕妇某种赦免权的原意。新生儿也没有义务为母亲的罪恶承担责任。
如果社会制定、认可了某种规范，就应当将之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对象，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义。法律不只要提供纸面上的合法性，也要将这种规范落到实处。围观人群的道德义愤可以理解，但任其泛滥造成伤害而不加管制，确实可以视为法律的缺位。
人类社会发展六千多年，最近一两百年才将废除私刑写进了法律，在中国，更是二三十年前才从法院布告上去掉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充满道德感的词句。在法律与民意之间的调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前看到今年全国考试大纲的一道材料作文题。称某先生遗失手机，拾者先不欲归还，后不仅归还，而且不接受酬谢，原因是他看到某先生手机里的短信，发现某先生之前向灾区捐款若干，大受感动，“不能用贪心对待爱心”。
这样的事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如果将之提炼成中学作文题，并蕴含某种价值取向，就会搞出问题来。首先必须明确，拾物不还是不对的，不主动寻找失者还可以说囿于时间精力付出，失者打来不接关机，已是心怀贪念恶意。其次，如果是因为失者道德高尚，才将手机还给失者，这是典型的用道德感混淆物权。推而广之，抢劫贪官就不算犯罪，强奸陪酒女也不是什么丑闻。
至于佳木斯案后，谭蓓蓓的妹妹被退婚，她丈夫的弟弟小生意做不下去，父母东躲西藏，两家父母均不愿抚养婴儿，这些结果，大抵是基于周边浓厚的道德压力，虽然是旁人无法干涉的自由选择，但还是让人惋叹，毕竟，让无辜者承受一桩案件的外溢效应，并非大快人心的美事。
专栏作者简介：
杨早：北大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话题》系列丛书主编。是目前活跃在各大媒体的知名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