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主任“辭職為兒大辦婚禮”該離任審計

村主任“辭職為兒大辦婚禮”該離任審計

背景：“哪怕這個村主任不當，也要把兒子的婚禮搞起來。”陝西城固縣蓮花街辦杜家槽村村主任馬某，為給獨子辦個像樣的婚禮，向紀委報備酒席數量未獲通過后，他辭去村主任職務。

新京報發表陳小二的觀點：從門戶網站對此事的民調來看，有75%以上的網友對馬某的行為表示理解。人們之所以理解馬某，是因為他在這件事上沒有首鼠兩端，把“好事”都佔全了﹔而是在當村官與大操大辦兒子的婚事之間，果斷地選了一個。人們也理解馬某的心情：作為當爹的，馬某就想按照當地風俗給兒子操持一場風光的婚禮，而且錢是人家賺來的，既然組織不同意大操大辦，那辭職好了。說實話，馬某的做法，比起那些表面說一套，實際做一套的官員強太多。在給兒女辦婚宴這事上，民間有民間的習俗，而從政者有從政者的倫理。這裡沒有二難選擇，隻能選擇其一。而馬某只是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京華時報發表連海平的觀點：辭職了你就可以大操大辦嗎?未必。如果你的行為構成“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造成不良影響”，還有黨紀在前面等著你，到時別說村主任，連黨籍保不保都是一個問題。大操大辦、相互攀比必然伴隨鋪張浪費，未富先奢，對於還不算太富的農村來說確實不應該。對黨員干部來說，大操大辦潛藏更大風險：動用公款公車公物、借機斂財、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在我看來，打蛇打七寸，抓就要抓住要害，才能抓出成效。在許多公職人員廉潔行為較規范的國家，並不是規定公職人員不能收禮或宴請賓客，只是嚴格限定禮物價值以及來源等，我們不妨考慮借鑒。

小蔣隨想：村主任的職責往大了說，是帶領村委會一班人實現村民自治﹔往通俗了講，就是要為村民服務，乃至帶領全村致富。如果村主任覺得兒子的婚禮“重於泰山”，寧可辭職也不願意受有關規定的束縛，隻能說明其不想承擔權力責任，志不在服務鄉裡。這樣的人辭職，未必是村民的損失。另外，村主任不一定是共產黨員，所以黨紀約束未必對其適用。但有一點應該重視——如今一些黨政以及國企領導在離任時都要接受審計，一些私企對管理人員也有離職審計制度，目的就是審核有關人員在職時是否存在違規乃至違法行為，避免當事人濫用職權后一走了之。村官不算國家干部，但有時候其權力與權力附加值卻不小。就此來看，村主任辭職是否也該審計一下？

個稅調整，越是“硬骨頭”改革越要啃

背景：媒體報道，全國人大財經委建議有關部門，在個人所得稅制改革中統籌考慮代表所提意見，適時提出修法建議。早在今年3月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就有30位代表提出議案，稱近年來個人所得稅法的滯后性日漸凸顯，工薪所得的起征點仍需提高。財政部也認為，關於提高起征點，在下一步個稅改革中，將對個稅費用扣除問題進行統籌和研究。

京華時報發表徐立凡的觀點：經過長期的討論，個稅改革的方案已漸漸清晰，調高起征點、改分類稅制為綜合所得稅制，按家庭征收而非個人征收等，都能革除積弊。而從民意呼聲、人大代表建議到財政部屢次要推動個稅改革的表態，說明改革也不缺乏共識。既不缺乏共識，也不缺乏具體方案，為什麼遲遲難以推動？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分類所得稅制征收成本低﹔二是實施綜合所得稅制或按家庭征收條件不成熟，在征信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家庭所得難以掌握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漏洞﹔三是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削弱了改革能動性。但應該明確，這些都構不成不能推動個稅改革的充足理由。個稅征收成本，不能以增加工薪階層負擔的形式進行控制﹔建立能夠匯總工薪收入、其他勞務報酬收入、資本性收入的信息體系，掌握家庭情況，並由此建立起可靠的征信體系，在信息時代也非難事，而且有利於反腐﹔而個稅收入佔財政總收入之比，隻有7%左右，減輕個稅負擔不會對財政產生重大影響。

小蔣隨想：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改革阻力不大、利益沖突不明顯的領域都已進行改革，剩下的基本都是“硬骨頭”。雖然“硬骨頭”難啃，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以前一些“繞道走”的、矛盾較突出的領域，必須被觸及、進行合理地改革。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就是在這一現實背景下出台。從這一角度看，個稅改革面臨的各種困難，與目前個稅征收中不夠合理的地方，其實有著十分微妙的關聯。換言之，改革就是克服困難、破除積弊的過程，有難度無法成為不改革的理由。個稅以家庭為單位征收，肯定比搞個人“一刀切”式起征要麻煩。但辦法總比困難多，在大數據、雲計算的幫助下，更為科學合理地征稅，也許並沒有某些人想象的那麼難。空談誤國，很多事必須積極行動、努力實干。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