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安評亂象不止，安全生產難期

　　如果說安全風險是一個陷阱密布的原始森林，那安全評價就是這個原始森林裡的路標和警示。然而這樣的路標和警示在許多時候並沒有出現在危險地帶的前面，以致在危險猝然撞臉甚至已然埋身時，人們才想到“安評”的隱身。

　　安全評價也稱為風險評價或危險評價，它是應用安全系統工程原理和方法，對工程、系統中存在的危險、有害因素進行辨識與分析，判斷工程、系統發生事故和危害的可能性及其嚴重程度，從而為制定防范措施和管理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8月16日中國青年報刊出題為《爆炸事故背后“安評”隱患重重》的文章，直指中國安評的缺位與亂象。

　　其實，我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引入了安全評價，到了2002年11月，《安全生產法》強制要求礦山建設項目和生產、儲存危險物品的建設項目，都應進行安全評價。生產經營單位隻有獲得合格的安全評價報告，才能拿到生產經營許可証。

　　然而，據一位曾多次與安全評價機構“打交道”的化工從業人員透露，“走形式是安評領域普遍存在的問題。需要做安評的企業太多了，大小企業都有，很多企業交了幾千塊錢拿個報告應付了事。”“問題太多，水太渾了，承接安全評價業務的中介機構很多是由政府部門指定，大家也默認了。”中國地質大學安全工程專業教授、北京市安全生產專家組專家羅雲介紹：“全國安評機構差不多有幾千家，不同級別和行業的都有，除了甲級由安監總局審批資質以外，乙級都是由地方來審核。”不少安評機構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一些安評機構確實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羅雲直言。

　　如果有科學的安全評價和防險預案，那麼在天津這次爆炸事故中，相關人員就會知道消防官兵該不該貿然進入火場、能不能用水滅火、應該用什麼方式滅火，知道事故之后的空氣和水源對市民將會有多少的危害，而不至於爆炸事故已發生7天，卻出現媒體所歸納的那樣，仍有七大疑問懸而未解。

　　假如把時間前移，人們事先還應該知道，易燃易爆的化工廠應該建在什麼地方，與民居應該保持多遠的距離，或者民居應該與它保持多遠的距離。

　　在許多事故中，我們都能看到當事者在處理事故時手足無措，在面對採訪時不得要領，在善后工作時左支右絀。這都明顯表現出當事者沒有危機預案，沒有防災預演。而預案與預演，需要起碼的安評文本作為依據。

　　因為安評缺席，當垃圾焚燒場、核電站、化工廠等敏感項目受到反對時，相關方面就拿不出精確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數據來說服反對者，隻能任由公理婆理式的爭論。

　　因為混亂和造假，使安評的權威性與公信力受到嚴重削弱，在興建敏感項目遭到反對時，即便能拿出安評結果，也缺乏說服力。

　　科學發展的口號已經呼喊多年，但一到具體實踐中，許多人還習慣於沿襲老掉牙的那一套。今年3月23日，當時的國務院安委辦主任、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黨組書記、局長楊棟梁就主導召開了60個危險化學品重點縣縣委書記集體談心對話活動。他們怎樣“談心”？取得什麼效果？昨天，正在查天津事故責任的國家安監局長楊棟梁自己先被查了，他已無法回答這一問題，但天津事故已用爆炸聲做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