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率12年遞增不全因為“渣男浪女”

離婚率12年遞增不全因為“渣男浪女”

背景：2003年以來，我國離婚率已連續12年呈遞增狀態。北京市離婚登記辦理數量也連續12年遞增，去年以5萬5千余對“領跑”全國各大城市。有專家表示，微信、陌陌等社交工具變成婚姻新殺手。

京華時報發表顧昀的觀點：離婚率高不高，固然有社會學上的統計意義，比如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家庭穩定程度﹔但對個體而言，總體的離婚率高低影響甚微。一個人不可能因為離婚率走高了，也跟風趕時髦離婚一把。男女雙方因何走在一起，又為什麼分道揚鑣，各自最清楚，也隻應由雙方作出最終抉擇。如果個人認為離婚對自己最好，誰也無權干涉，這是婚姻自由的題中應有之義。從國內離婚率連續12年遞增，很難得出這個社會出了什麼亂子的結論。當然，這同樣不意味著離婚是好事。男女雙方一旦結合，就意味著互相的一份承諾，以及彼此的一份責任。尤其是有了子女以后，婚姻關系還影響到下一代人的成長。結婚不能草率，離婚也要慎重。

新京報發表馬想斌的觀點：社交網絡給現實的婚姻帶來的沖擊，並非技術的作用傾向於破壞，終歸還是婚姻關系本身存在的問題。這就如同婚姻本身一樣，倘若你的婚姻是幸福的，那麼婚姻的存在便是減輕你一個人時的孤獨，否則婚姻隻能讓你更孤獨。社交網絡於婚姻正是如此，現實中婚姻對象之間的關系疏離，才導致人們去社交網絡中尋求滿足與人溝通的渴望。要知道，在沒有社交網絡之前，離婚的問題就已經存在了。離婚攀升，問題不在於社交網絡，而在於你婚姻裡的愛已經消逝。

小蔣隨想：過去離婚比現在少，不代表過去的人過得比現在的人幸福。事實上，湊合過的家庭不在少數，甚至還有女人長期忍受家庭暴力，卻出於面子或經濟不獨立等因素，難以提出離婚。當下，男女雙方在社會權益上更平等，法治觀念愈發強烈，沖破牢籠般的“圍城”便是一種理智選擇。此外，外出打工的人群數以億計，夫妻中一方外出，一方留守，長期兩地分居，也增加了雙方隔閡與情感淡漠的幾率，人性的善變與新的選擇的出現加速了婚姻的解體。當然，還有一些人“有賊心有賊膽”，僅因為“幾年之痒”就出軌，這更多屬於“渣男與浪女”式人品問題。說到底，離婚率增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有的離婚對雙方都是解脫，有的離婚則會產生包括財產與子女“分割”上的漣漪性傷害，所以離婚的利與弊無法一概而論。至於網聊工具對離婚的“貢獻”，反倒是次要的。

副局長“退休扶貧論”純屬期權腐敗

背景：為兩家醫院在醫保審批上“打招呼”，寶雞市人社局原副局長拿到了17.6萬元感謝費。何寶林交代，當時對行賄者說“現在收錢不妥，等退休了你再扶貧吧”。

揚子晚報發表朱四倍的觀點：“等退休了你再扶貧”依舊是權力期權化的變種，就是官員在與利益方進行“權錢交易”時暫不兌現，而是待到自己離職或退職后，到對方的企業或機構接受所謂的聘任，甚至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這種做法具有相當的隱蔽性，不僅權錢交易時公眾無從知曉，相關部門也難以做到明察秋毫，因此，成為不少官員的“集體選擇”。“等退休了你再扶貧”充分証明了某些官員作為無賴的可能性。惟有通過制度約束，避免權力監管制度的灰色地帶，滿足公眾知情權和參與權，使官員行為透明化，縮小期權空間，讓官員明白，期權化並不是可靠安全港，同樣隨時會受到法律懲處，才能達到治理的目標。

小蔣隨想：“扶貧”這個詞很值得揣摩，這說明何寶林自嘲是“貧困戶”。相對於老板，干部群體是錢少，這也是一些干部心理失衡並伸手的根源。但這事得分跟誰比，較之普通社會職工，干部們的收入顯然不能算低，更不要說與農民兄弟相比。習近平總書記說過，“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去做官”。如果認為自己“屈才”，可以離開行政崗位，這是自由選擇，但不能把持著公權力發個人橫財，這是赤裸裸的權力腐敗。官員退休了，商人再“扶貧”，不過是期權腐敗變一種說法而已。打擊期權腐敗，一方面要限制官員在職時的權力行使，另一方面則需要離職審計以及反腐追責終身制。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