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生態終身追責”需扎緊制度籬笆

　　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7月1日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等多個方案，強調生態環境保護能否落到實處，關鍵在領導干部。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不論是否已調離、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須嚴肅追責。

　　“終身追責”是領導干部問責制下的一個極端命題，一般隻適用於重大決策，而不適用於一般性決策。“終身追責”這一制度落實於生態環境保護，過去的理解就是：除非有特大環境損害，或者除非有重大的生態保護決策失誤，否則“終身問責”一般不適用。

　　而此次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的“終身追責”，應理解為是一個突破，它不再把這一極端責任局限於某一特定的級別，因而，這一突破具有重大意義。生態環境保護，事關國家千秋偉業，聯系千家萬戶之世代福祉，“終身追責”之緊箍咒，施加於生態破壞之上，而不論損害之“重大”或“非重大”，彰顯了國家打造青山綠水家園之志業。

　　同樣，另一個突破表現在“終身追責”的外延的拓展。“終身追責”不論在任內、調職、離職、升職，還是在退休階段，責任一旦產生，不受這些時段變化之影響。過去的“終身追責”，一般作狹義解釋，僅指“在任期”或“不在任期”但任職的領導干部，一旦離職退休，終身追責也就自動消失。

　　然而，“終身追責”固然是問責制下的極端方式，但“追責”之“責”如果僅是《公務員法》中所規定的責任方式，輕有“警告”，重則“撤職”。《公務員法》中這些責任方式的威懾力，產生於一旦依《公務員法》或其他紀律規定而遭到相關處分之后，責任人事后的個人政績評估會被“差評”，其升職、升薪、進修等機會就會大受影響等后續負面結果。一旦責任人退休之后，這些威懾力就立刻減弱，如被認為有相當威懾力的“引咎辭職”，不再有發生的基礎。隻有依《刑法》產生了刑事責任，“終身追責”才可能得到落實。

　　生態損害，往往不是項目一上馬就能立刻顯現出來，如“三廢”問題往往是累積和有延后效應。而項目從決策到立項再到實施，再到運營，本身跨時相當長，非十年八年之時間之損耗不可。而運營之后的生態損害也是十年八年之后才最終完全暴露出來，這20年左右的時段過去后，當年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多半都退休或退居二線。這意味著，生態損害領域內的“終身追責”制，最大的責任主體，有可能以退休干部或即將退休的干部為主。

　　這意味著，終身追責在這一領域之成敗，關鍵在於退休后如何追責，這一點應有個清晰的規定。目前來看，現有《公務員法》一般隻適用於在職公務員，不適用於離職公務員和退休人員，必須有新的立法或規定補上這一“漏洞”。從7月1日的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的文件上看，有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辦法，有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這些辦法似乎依然採用以在任干部為主體的價值導向，因此，有必要考慮切合“終身追責”在生態損害領域下的特有現象，不讓退休成為“終身追責”的落空地，這一問責機制就可望產生更大的威懾力。

　　（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