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不敢看醫生的“抑郁官員”號號脈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廳外事處處長耿尊芳從辦公樓墜樓身亡，這是5月第一個星期內發生的第三起官員自殺事件。官員作為抑郁症患者中一個特殊而隱秘的群體，逐漸浮出水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心理醫生李恆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近三年因抑郁傾向就醫的官員明顯增多。很多官員有心理問題不願主動就診，擔心這病影響仕途，一些“問題”官員只是私人介紹，不走醫保，怕醫院泄露秘密。（5月12日北京青年報）

一些官員患抑郁症后不敢公開看醫生，怕泄露秘密，其內在心態復雜。一者，可能害怕因此引起有關方面關注，影響其任職評價，因“身體健康”影響晉升﹔二者，不排除一些人的“抑郁症”是“心理病”，是干了壞事、違法亂紀之后的“害怕”。他們當然不敢公開到醫院去看類似的疾病。然而，無論怎樣，一些官員患抑郁症的事實是客觀的，並不會因為部分官員不敢到正規醫院、不敢走醫保而減少。

據中國青年報不完全統計, 僅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間,就有54名各級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認定因為自殺死亡的超過4成。在54名非正常死亡官員中有23人是自殺身亡，在自殺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認為是一大誘因。因為抑郁症或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殺的官員至少有8人。根據公開資料，其中級別最高的是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原總裁白中仁。2014年1月4日，白中仁在家中發生意外，死因至今尚未公開。家屬稱其患有抑郁症。南方周末曾梳理相關媒體公開報道發現，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級官方認定為自殺的官員達112人，涉及26個省份。所以，患抑郁症的官員在官員群體中確實是存在的，也是各地廣泛分布的，這已經成為當前威脅官員健康的“一大隱患”，值得引起重視。

從醫療科學的角度，“抑郁病”並未不可預防和治療，早些預防、早些發現和進行干預，往往效果最佳。而哪些不敢走醫保的“抑郁症”官員，恰恰因為其“不敢公開看病”的隱諱心理存在，進一步誘導和加劇了病情。因此，這些官員更應該受到關注。患抑郁症，多數原因是心理問題。工作壓力大者有之，但多數官員從“抑郁”到“自殺”，多與自身不檢點、涉嫌腐敗有關。一些官員所謂的壓力，多是精神焦慮方面的，最大的成因往往是“腐敗”之后可能的“被查處”的心理壓力。媒體曾報道，某省部級官員在被查處前“睡不好覺”、天天焦慮不安，而某一天被“雙規”之后據他自己稱，反而“吃的香、睡的好”。某些貪官進監獄后，反而“三高”沒了、身體反而好了，原因無他，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了，那裡還會“抑郁”和“焦慮”呢？心病還得心藥治。隻要官員們堅持操守，認真履職，不干虧心事，心裡坦蕩蕩，一門心思扑在工作上，對工作對民眾滿腔熱情、真心付出，像類似的“心理疾病”尤其是“腐敗心虛病”是很難找上門的。

當然，並不排除一些盡心盡職的官員也會得“抑郁症”。譬如，多年來辛苦付出，但升遷晉職卻面臨“天花板”﹔崗位特殊，工作加班加點，長期不能很好休息，“累”出心理上的“毛病”也是可能的。這就需要從外部制度和機制上進行改良。對於公務人員群體尤其是特殊崗位上的官員群體，應該充分保障他們的休息休假權利，一些官員崗位“起的比雞早、睡的比牛晚”的現象確實是存在的，國家有關方面也應該從制度機制為他們“減負”。另外，普通公務員崗位和官員崗位，說白了都是為民服務的崗位，無論官大與小，都應該沒有任何特權，各級官員應該有這一清醒認識也應該“看得開”職務升遷。社會輿論也應該更多的“平視”公務人員群體，給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以及從制度上加強約束公權力等等。這都是讓官員心理“輕鬆”、少患“抑郁症”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