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新文化運動的真正價值是什麼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

　　今年是《新青年》創刊一百周年，我們通常所稱的新文化運動即是從《新青年》創刊開始。1920年4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說：“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他批評了當時“兩種不祥的聲音”：“一是科學無用了，我們應該注重哲學”﹔這是針對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一書中開首所發出的“科學破產了”的呼喊而發。“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這是面對《東方雜志》和梁漱溟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而發。陳獨秀認為，“各國政治家、資本家固然用科學做了許多罪惡，但這不是科學的罪惡”。“西洋文化我們固然不能滿意，但是東方文化我們更是領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們但有一毫一忽羞惡心，也不至以此自夸”。顯然，陳獨秀既不同意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惡與“科學”並聯在一起，也不認同因近代西洋文明存在弊病，而改弦易轍重新復歸傳統的東方文化。這是陳獨秀的態度，也是當時新文化陣營的共識。

　　1920年4月21日陳獨秀在《時事新報》又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一文，他的回答是“愛國救國”。他說：“我以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國政府的兩種壓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說不是愛國運動”。五四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的精神。”陳獨秀是從“愛國救國”的角度看待五四運動，強調五四運動的“行動”性質，這與新文化運動側重精神層面有所區別。

　　不過，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實際上也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或直接參與、或理解支持五四愛國運動。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市民及其他階層從《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中獲取思想養料，受到新思潮的哺育和鼓舞。因此，人們常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並聯在一起，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內部的兩種取向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定位，在新文化陣營存在分歧。陳獨秀受法國文化影響極大，《新青年》的外文名稱就是用的法文。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中提出對青年的六大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提出向西方學習“民主”與“科學”。 他強調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運動。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彰顯的就是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的精神。“近代文明”的三大事件：“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都是法國人率先發動。陳獨秀從法國大革命走向“以俄為師”的共產革命，其中的內在邏輯即在於他的革命思想。

　　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中國人文傳統的再生。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議，“我們這個文化運動既然被稱為‘文藝復興運動’，它就應撇開政治，有意識地為新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文化）基礎。我們應致力於（研究和解決）我們所認為最基本的的有關中國知識、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問題”。帶著這一目的，胡適提出新思潮的意義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將新文化運動定位為啟蒙運動，或是文藝復興運動，這兩種取向在當時並不明顯，兩種主張的學人並肩作戰。只是隨著時間的推延和歷史的演進，雙方的差異才逐漸顯現。由此分際，陳獨秀與胡適后來才分道揚鑣。

　　拒斥孔教意識形態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反對孔教的立場完全一致。民國初年，康有為及其弟子陳煥章致力於將孔教立為國教，並將此寫進憲法。其意在建立孔教意識形態。此舉為其它宗教派別所反對，也為堅持思想自由、反對定於一尊的新文化派所抗拒。但破除儒學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並不是自新文化運動始，清末維新運動即對八股取士的制度給予激烈抨擊，對韓愈的“原道”學說提出激烈批評。1905年廢除科舉制，從制度上實際解構儒學的正統地位，確立新教育的發展方向。民國初年，蔡元培制定的新教育宗旨明確取消“尊孔”條款，《大學令》解除經科，新的民國教育制度排除了建立孔教意識形態的可能。陳煥章等人的努力無濟於事，說明民國政治文化朝著民主、科學的方向發展已是不可更改的方向。

　　新文化運動對孔教的批評主要是展現在“禮教”、舊的家庭制度對人的個性束縛這一層面。新文化運動之表現為個性解放運動，一方面得力於破解束縛人性、個性的“禮教”、舊的家庭制度，一方面歸功於西方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的介紹。嚴格來說，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系統清理和研究工作，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尚沒有全面展開。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在當時也隻獲得很小范圍的認同。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有著沒有間斷的歷史文化傳統，儒學在這一歷史文化傳統中居主干地位。傳統歷史文化的資源核心部分實在是儒學，對於這一點新文化運動限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在破的一方面下力較多，而對承繼一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對較少。

　　新文化運動的現代啟示

　　新文化運動的真正價值在於確立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礎在於民主、科學。民主作為現代性的要件在民國初年並不為人們廣泛認同，許多知識精英面對政局亂象以為中國仍須定於開明專制，不宜於民主共和。這種懷疑長久地存在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1930年代在《獨立評論》還展開過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各種宗教勢力為爭奪民國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也競相登場，發出各自的聲音。在這種背景下，《新青年》發出對民主、科學的呼喊，當然顯得尤為可貴。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成為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運動與對民主、科學的執著，對各種外來思想學說、主義的包容和傳輸密不可分。由於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大都在日本、在歐美留過學，受過系統的西方教育，因而他們幾乎能將自己認同的西方現代思想理論同步輸入中國，這與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相比有很大進步。新文化運動在傳播西方近現代思想理論，在力求中西文化的結合這些方面，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文化運動給我們的啟示仍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結合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新文化。過去我們存在一種誤解，以為繼承本國的傳統文化與輸入西方的近現代文化，雙方存在一種對立而不能兩存的關系。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兩者之間並不存在這種矛盾。隨著歷史漸行漸遠，傳統文化已成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對傳統文化我們當然應該珍惜、保存，不必避諱“保守”之名。在西方文化處於強勢文化的背景之下，西方在科學技術、制度設計、精神文化方面仍保持優勢，處在前沿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取“拿來主義”的態度，盡量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不必計較“西化”之污。該“保守”的就要保守，該“開放”的就要開放，不必非此即彼。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怕真誠的保守，就怕偽劣的假古董﹔不怕貨真價實的洋貨，就怕夾生不熟、未經消化的舶來品。日本作為東方世界現代化的先進，其突出優點即在保護傳統與追求“西化”並存。蔡元培先生以其特有的智慧謀求兼容中西文化，以獲取新文化的平衡發展。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是新文化的兩大源頭活水，也是激活我們想象、創造的靈感源泉。▲（作者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