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行檢察官何以為辦無犯罪証明抓狂

廣州市檢察院檢察官楊斌，曾當庭為溺嬰媽媽周模英求情輕判，成為公眾關注的“明星檢察官”。近日，從檢23年已經45歲的楊斌因辭職再次成為公眾熱議焦點。記者通過採訪了解到，楊斌在“再就業”的過程中也遇到了辦証難。一張“無刑事處罰証明”讓她幾近抓狂，楊斌打趣地說：“曾經是檢察官的我，想要証明自己沒犯過罪，還真不是件容易事。”（4月13日京華時報）

証明過多過濫過奇，公眾抱怨由來已久，最近合肥市民出境游遭遇被要求“証明我媽是我媽”的奇葩事兒，更在輿論場激起喧囂的漣漪。就連明星檢察官轉行，尚且難以規避証明難困擾，足見平民百姓在形形色色的証明面前會何等無助和無奈。

“我了解到公安有內網，你上網一查，我有沒有犯罪記錄，一目了然。”接待女警拒絕了楊斌“走捷徑”的建議，倒也顯示出公事公辦、一視同仁。只是，舉手之勞都不願意給予群眾方便，作風如此刻板如何奢談為人民服務、讓人民滿意？

就事論事而言，明星檢察官辦無犯罪記錄証明難，顯然不僅折射出體制內的作風痼疾，而且暴露出思想僵化、觀念陳舊，仍然習慣於戴著有色眼鏡看人。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互聯網時代大數據的廣泛開發、應用，給我們的工作、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原本就是為了更好地造福社會大眾，將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建立的數據庫束之高閣，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應用於實踐，並且創造條件建立共享機制，既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也是因循守舊、缺失與時俱進意識的具體體現，顯然有必要做多層面的深刻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