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怕訛未救、母遇險身亡”是現世報？

“兒怕訛未救、母遇險身亡”是現世報？

背景：安徽一居民張師傅駕車回家看望母親，路上發現有一老人躺倒路邊，疑似車禍，但是“因為沒有行車記錄儀，怕擔責任”，所以未停車救人，等回家發現母親不在再度返回現場，才發現受傷的是母親，結果老人送醫救治無效，不幸身亡。

北京晨報發表郁曉東的觀點：見死不救這種道德上應備受譴責的行為，變成了一種“現世報”，直接應在了行為人自己身上，而且一應就是無可挽回的巨大慘劇。在網上輕輕鬆鬆地批評或者諷刺兩句這位不幸或者不爭的張師傅很容易，但想改變這一類的悲劇則不那麼簡單。就成人來講，任何時候，救助生命都應該是無條件的。其實類似於張師傅的情況，有一個另外的角度去理解，就是我們的一些基層群眾對於法律和司法部門的信任度問題。就交通事故來說，撞人與不撞人之間，差別是巨大的，連有經驗的司機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更別提專業的司法調查。可是明明沒撞卻擔心停車被當成撞人者，說明至少張師傅對於是否被冤枉的擔心超過了他對於司法的信心。在中央大力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如何能讓每一個百姓都信任法律，並且參與法律建設和維護，成為整個社會司法體系中的有機組成單元，恐怕也有很多必須的工作去做。

小蔣隨想：前段時間有另一則新聞，一名男子救了車禍中的一個小女孩，救出來后發現居然是自己的女兒。遺憾的是，小女孩終因傷重去世。此事難道能說是“好人沒好報”？再看安徽的張師傅，沒救“陌生老人”，不料卻是生母遇難，被指“現世報”就能顯示出旁觀者的“道德優勢”？必須指出，縱然某些倡導是正面的，也不能以迷信宿命的形式灌輸。否則，一旦出現“好人不幸”，可能滋生“學好沒用”的破罐破摔心理。應當厘清，救人不是為了利己，而應是出於人性良善、互幫互助的本能。而司法應當考慮的是，不能讓好人被訛，不能讓好心被黑心所傷，真正從制度上為好心人撐腰免責。

“不文明游客黑名單”有多大“封殺力”

背景：為建立文明旅游長效工作機制，國家旅游局依法制定的《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管理暫行辦法》即日施行。《辦法》規定，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為將會存檔，必要時這些有不文明旅游行為的游客將被公安、海關、人民銀行征信機構等部門“封殺”。

京華時報發表陳方的觀點：旅游市場上，有些“狠”制度其實是“壞”游客逼出來的，當軟性的道德規勸起不了太大作用時，硬性的制度就必須出面懲戒。需要注意的是，在對游客列入黑名單之前，必須認真核實游客的不文明行為因何而起，旅途中有些不文明行為始於游客權利缺失，有些始於游客維權過度，旅游管理部門必須對其合理甄別，如此“黑名單”才能起到既不傷害游客權益又能震懾不文明行為的效果。不文明旅游行為屢屢被曝，恰恰說明太多游客的“旅游觀”還停留在“到此一游”的層面。真正懂得旅游的真諦，游客才會從內心對自己的一舉一動負責。這麼看，“黑名單”制度也是從另一個角度幫助游客自覺提升旅游觀。

華商報發表然玉的觀點：按照設想，“游客黑名單”的威懾力，不僅源於其本身所帶來的道德恥感，還來自於某些更為實際的層面，比如說剝奪部分公共權利、被特定市場和地域驅離等等。隻不過，后一個層面的懲戒，都必須依賴法律授權，而絕非旅游局的一個“管理辦法”就可決定。除此以外，另一個需要厘清的事實是，並不是所有“不文明行為信息”，都會被征信機構所關注。基於行業傳統，隻有資信情況、財務狀況、失信記錄等專業信息，才會影響金融業的客戶評價與風險評估。縱使要建立“游客黑名單”，真正須思考的問題也是，如何在現有法律的框架內、在職責可控的范圍裡，找到一套最合適的方法，去收集信息、施以懲戒。

小蔣隨想：游客可以主張並維護自身的權利，但相關訴求必須是合法合理的，不能以侵害他人乃至公共利益為代價。否則，任性耍混、肆意妄為將面臨責罰——被記入“不文明記錄”是一方面，擾亂公共秩序被拘留也不少見。對游客而言，文明意味著“除了腳印什麼都別留下，除了記憶什麼都別帶走”。而面對種種“社會不文明現象”，每個人還應想想自身的行為是否恰當。社會終究是由個體組成的，我們的行為會直接影響社會面貌。尤其要警惕“善小不為，惡小為之”。正能量需要點滴積累，社會文明氛圍離不開眾人努力。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