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抓創新就是抓發展 謀創新就是謀未來

話題緣起

“創新驅動”是今年全國兩會上出現頻率最高的高頻詞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在參加吉林代表團審議時，對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習近平強調要做好加減乘除，並專門解釋了乘法即“創新驅動”。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雙引擎”，助力新常態下“雙中高”目標的實現。今年初召開的中共廣東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已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今年和今后一個時期我省的重大戰略任務進行了部署，強調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總抓手和核心戰略，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廣東要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上走在前列，在地區生產總值以及結構調整上支撐全國，實現“三個定位、兩個率先”的奮斗目標，首先必須當好創新驅動發展的排頭兵。

以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是引領創新發展關鍵

□王 珺

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作為增長動力裝置的更換，是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轉向中高收入階段繞不過去的一步，誰在這個過程中走在前列，誰就能抓住機會，確立優勢，爭取主動。在中共廣東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上，胡春華書記提出了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今年和今后一個時期廣東的總抓手和重大戰略。這是主動適應廣東在新時期加快轉型升級、增創競爭新優勢的發展需要。要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好，需要動員與激勵全社會一切可使用的力量與資源，共同參與創新活動。具體可在三方面進一步深化。

認識創新活動——降低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成為實施好創新驅動發展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所謂創新就是行動主體為提高收益而採取的改善技術與改進做事方法的活動。這種活動與一般生產活動相比，有兩點是相同的，一是以企業為主體﹔二是以投資作為各種因素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創新活動也是一種以企業為主體的經濟活動。

創新活動與一般生產活動的差異也有兩點。第一，創新活動的內在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並不是某個人知道一些事而其他人不知道等信息不對稱問題，而是對創新活動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不確定性關系。具體來說，企業或行動主體對創新活動的投資不知道能否會帶來產出，帶來什麼樣的產出或什麼時候會帶來產出。由於對這種投資所產生的結果是不確定的，因而創新主體無法計算這種投資的預期回報率。這是創新活動與一般生產活動的最大區別。第二，創新活動是一種不確定性的投資性活動。一般性投資驅動是將投資直接用於生產活動以拉動增長，創新驅動則是將投資先用於研發活動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研制出來的新產品與新工藝流程，提升品質，提高效率與推動增長。一些人認為，實施創新驅動就不需要增加投資了。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創新驅動不是對投資驅動的一種替代，而是一種投資方式的改變。之所以選擇這種投資方式，是因為在一般生產活動出現產能過剩下投資這種行業的回報率降低了，這就必須選擇對創新活動的投資。但是，由於創新活動投資回報率的不確定性，容易導致企業對創新活動的投入不足。如果企業對創新活動投入不足，無疑會制約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降低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以激勵企業更多地投資研發活動，就成為實施好創新驅動發展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適應創新需求——空間集聚成為創新活動的一個重要平台

既要推陳出新，又要降低風險是企業應對市場環境變化的積極反應。要使這種反應更具普遍性與可持續性，空間集聚成為創新活動的一個重要平台。正如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增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辦好國家高新區，發揮集聚創新要素的領頭羊作用。這表明了主動適應創新需求的政策取向。事實上，經濟活動本身從來就不是在各地均衡或隨機分布的。與一般生產活動相比，創新活動的集聚性更強。一方面是追求知識外溢，另一方面是分散孤島式創新所帶來的風險。所以，哪裡獲得的外溢知識更充裕，他們就會在那裡集聚。大城市的專業性部門與專業人才較多，容易集聚創新活動。2013年，廣州與深圳國內生產總值總和佔廣東省GDP總量的48%，而這兩個城市R&D支出佔廣東省研發支出總和的80%以上。

在創新活動的空間集聚中，需要處理好創新驅動與區域協調發展之間的關系。創新驅動發展並不意味著各地均衡地設立科技園區。如果這樣做，不僅會造成新一輪的“一窩蜂”重復建設，而且會導致各地為爭奪高端人才而限制創新要素流動，從而影響創新資源的高效配置。事實上，各地資源稟賦、要素集聚、發展階段、產業鏈上的分工位置都有所不同，這種差異不僅是區域分工與合作的基礎，也有利於支撐創新驅動發展。

引領創新發展——以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體制創新的核心是金融體制創新

以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是引領創新發展的關鍵。對於創新來說，體制創新的核心是金融體制的創新，特別是風險投資與資本市場培育與發展。金融創新將優化資源配置並提升企業家精神，最終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金融特別是資本市場發展可從四種渠道提升生產率：一是評估潛在企業家並選擇最有前景的項目﹔二是將金融資源配置到最有前景的項目﹔三是分散由不確定創新活動帶來的風險﹔四是揭示創新活動創造的潛在回報。由此形成“金融發展—企業家精神實現—生產率提升——經濟增長”的聯系。

50年前，美國研究與發展基金資助的數據設備公司上市使該基金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這種偶然的發現，使美國找到了風險投資作為用私人資本投資新企業的一種有效機制。這種投資方式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美國硅谷得到了廣泛應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電腦與互聯網的興起，這種投資方式在發達經濟體中得到普遍推廣。風險投資主要不是從銀行金融機構產生的，而是來自於成功的企業家用他們積累的資本投資當地所熟悉的新項目、新企業。當然，相當一部分企業家的成功在起步初期也與政府的專項資金資助相關。當前，我國許多地方政府都設立了公共性創新扶持基金，但是，為什麼不是所有設立這些扶持基金的地區都形成遍地開花的集聚創新格局？關鍵在於，設立了這種創新扶持基金的地區能否有效地吸引到新項目與新企業，這些新項目與新企業能否有效地得到孵化並上市，這些已成功的企業家能否用他們的資本積累投資新項目與新企業。20多年來，深圳能成長為一個最具活力的創新城市，與其已成功的一批企業家用他們積累的投資作為風險資本重新投資當地有前景的新企業相關。深圳的經驗表明，當成功的企業家作為風險投資者進行風險投資時，往往把工藝技術、創業指導、運作經驗與產業聯系網絡都帶到他們投資的企業中，並給出戰略性發展建議以及幫助尋找合作投資者等。如果不熟悉與不可控，那麼，風險投資者是不願意投資的。可見，創新驅動不僅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為，而且這種投資也是與投資者的創新指導、對新企業的風險可控密不可分的。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加強重點實驗室建設，壯大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

□張長生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推動廣東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戰略，而科技創新是創新驅動的核心，高水平的重點實驗室則是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重點實驗室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組織高水平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聚集和培養優秀科技人才、開展高水平學術交流、科研裝備先進的重要基地。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強大的國際競爭能力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通過一批高水平的重點實驗室，作為其獲取和保持強大科技競爭力的基本條件。

為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面向國際競爭，增強科技儲備和原始創新能力，自1984年起我國啟動了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計劃，目前已經建成280多個。廣東的重點實驗室始建於1986年12月，隨后，重點實驗室的建設步伐不斷加快。到2013年中，我省已建成21家國家重點實驗室，6家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180家省重點實驗室，18家省公共實驗室，初步形成了具有廣東特色的實驗室體系，基本覆蓋了電子信息、生物醫藥與健康、新材料、環保、新能源、海洋、先進制造、現代農業等我省重點發展領域，已成為本省開展基礎研究、應用基礎及應用開發研究的核心力量，成為全省吸引和培養優秀科技人才、聚集科技資源、開展國際高層次學術交流、產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基地。

廣東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及其作用的發揮，對我省的支柱產業、新興產業和經濟社會各領域的發展起到有力的支撐、引領和帶動作用。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與北京、上海等地區相比，與轉型升級的要求和建設創新型區域的標准相比，在重點實驗室數量特別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數量和水平上，在實驗室的管理體制、運營機制上，從而在成效上，仍存在較大差距。

從重點實驗室的建設上來看，要優化結構，優化布局。廣東要力爭更多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大科學裝置落戶廣東。目前廣東省重點實驗室的數量居全國前列，但是國家重點實驗室較少，廣東100多所大學擁有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還比不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大學。大科學裝置是現代科學技術諸多領域取得突破的必要條件，是眾多高新技術的源泉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搖籃。廣東的大科學裝置經歷了從無到有的歷程，但數量仍然不足，有的還在建設中，需要繼續加強省部產學研合作，根據產業轉型升級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要求，引入更多的大科學裝置。廣東的省級重點實驗室也存在區域布局極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在提升珠三角重點實驗室建設水平的同時，加快粵東西北重點實驗室的建設步伐。

從重點實驗室的管理和運行機制上來看，要深化改革，創新管理模式。2010年以來，我省制定了《廣東省企業重點實驗室建設與運行的管理辦法》《廣東省公共實驗室建設管理辦法（試行）》《關於省重點實驗室建設與運行的管理辦法》《廣東省實驗室體系建設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當前，要按照十八大以來中央和我省關於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新要求，完善重點實驗室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近年來，廣東重點實驗室建設加快，數量增多，但是也存在過於獨立、分散，整合不足等問題。美國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它不是由一個實驗室構成，而是眾多實驗室的集群，擁有許多國際領先的、復雜的實驗設施和大型的科學裝置，眾多的實驗設施和大科學裝置呈集群分布，是一個多學科的大型綜合研究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實驗室。此外，我國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特別是大科學裝置多由國家投資並由中國科學院下屬某一相關研究所管理的。而發達國家實驗室多以成立的注冊聯合會、有限公司、私立基金會等形式進行管理。實踐表明，這種形式更有利於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更有利於促進研究項目、成果運用的市場化、產業化。現代科技的突破和技術攻關，涉及多個學科，需要在多種實驗室進行實驗，目前我國重點實驗室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夠完全適應，應該借鑒國外經驗和科技發展需要進行管理模式和體制創新。

從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利用上來看，要制定促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使用大科學裝置、實驗室的政策。對於大科學裝置的利用，其建設和運行費用由國家財政負擔，但外單位使用裝置所需的費用是由各單位自己承擔的，這將限制大科學裝置的使用。為解決這一問題，可參照國家設立大科學裝置科學研究聯合基金的辦法設立廣東省大科學裝置科研基金，資助有需要的企業解決使用大科學裝置的經費問題。對於省重點實驗室的使用，可以按照省新近發布的《關於加快科技創新的若干政策意見》，鼓勵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開展創新券補助政策試點，引導中小微企業加強與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及大型科學儀器設施共享服務平台的對接。以各地級以上市科技、財政部門為政策制定和執行主體，面向中小微企業發放創新券。

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教授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廣東還缺什麼

□丁 力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人們對創新的渴望日趨強烈。創新並非今天才出現的時尚，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我們提出創新口號已有20多年，這期間，各級政府不遺余力地加大投入，R&D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持續上升。但是，另一方面，發展粗放的依然粗放發展，投資依賴仍然依賴投資。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廣東究竟還缺什麼？

創新需要強大的動力支持

與傳統的汗水型經濟不同，創新是一種主要依靠人類智慧的創造性勞動，由於投入多、風險大、周期長、見效慢，創新並非是每個人自覺的行動，它需要強大的動力支持，如果社會可以通過土地資源炒作暴富、可以憑借權錢交易腐敗發財，那麼，人們對創新就不會有真正的積極性。以色列是一個人口小國，卻是創新的大國甚至強國，人均專利一直位居各國前列，用以色列人自己的話說，以色列的今天是逼出來的，由於土地資源貧乏，以猶太民族為主體的以色列人唯一的選擇是依靠自己的腦袋與智慧安身立命，無論是早年的經商，還是后來的金融以至今天的創新，土地資源的稀缺應當是倒逼以色列人走上創新之路的重要條件。

其實，今天引人注目的深圳創新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作為特區的深圳，有錢任性與土地資源極其短缺是其發展的兩大重要特征，不僅推動著當地房價的快速上漲，同時也讓深圳傳統的比較優勢蕩然無存。應當看到，深圳區域創新體系並非已經成熟，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並非已經成形，今天的深圳更多只是學會了充分運用市場的力量，在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中嘗到了甜頭，初步走出了一條“歐美技術、周邊資源、廣東成本、國內市場”的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道路。深圳的經驗同樣表明，一個社會隻有當土地不再成為人們發財的依靠后，人才與創新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真正力量。

隻有當土地不再成為人們發財的依靠，人才與創新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真正力量

即使在土地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為鼓勵人們創新，政府經常會運用法律等手段來有效抑制人們依靠土地發財的夢想。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至少在理論上，應當倡導全社會通過土地的全民所有實現共同富裕，通過勞動的個人所有激勵人們創業創新。但是，放眼今天的中國，公有制的土地資源，已經演變成為一些地方政府追逐自身利益的重要財政資源，房地產同樣也成為社會上少數人先富起來的主要財富來源，直接誘導全社會對土地的崇拜，對泡沫經濟的熱衷，對實體經濟的冷漠，對人才的忽視、對創新的動力不足。也許有人會說，今天遭遇天花板的高房價與地價，可能是倒逼中國轉型升級的主要力量，此話雖然粗糙但不為錯，問題在於高房價與高地價形成的高創新成本，已經無情地將正在學步的眾多中小企業擋在了創新的大門之外，這也是今天創新無法成為平民百姓共同追求的重要原因。

創新需要改革，需要通過觸動既得利益的真改革

盡管土地財政收入已經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依賴，盡管房地產已經嚴重綁架中國經濟的發展，今天糾結在土地資源上的困惑依然需要通過改革破解，正如習總書記所言，改革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創新需要改革，需要通過觸動既得利益的真改革，如通過財政體制改革，要求地方政府按照憲法要求上交為全民所有的各地土地淨收入，並且將之主要用於普惠全國人民的公共服務，最終依靠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確保社會公平的實現。同時，通過每個人有差別的創造性勞動，合理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從而在全社會形成重視人才、追求創新的良好氛圍與環境。

當然，要在全社會真正實現對創新人才的重視，相應的改革可能會遭遇嚴峻挑戰，特別是在整個宏觀經濟趨於下行的時候，壯士斷臂是極有可能帶來大出血的，更何況斷臂也不一定能夠根治頑疾。但是，繼續在現有的土地財政與泡沫經濟的發展軌道上，我們又能行走多遠？應當看到，留給中國轉型升級的機會已經不多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依然存在。然而，反腐的實踐讓人看到了希望，中央的八項規定實施並沒有出現一些人所想象的抑制了消費，從而拖了經濟增長的后腿﹔相反，由於政府奢侈消費的退出，社會風氣變得清新了，市場供求關系理順了，經濟變得更加健康了。由此可見，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克難，從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要求出發，加快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這樣一些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山回水轉柳暗花明的未來是可以預期的。

廣東創新今天需要更強的動力驅動。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