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面對“尷尬之問”，部長們行勝於言

　　兩會上的這種簡短問答，其實只是部長們和民意之間的一次互動，不必過度解讀。記者這些提問的最大意義是提醒，提醒部長們重視、解決這些問題。

　　昨天，兩會會場的一組“部長問答”引起廣泛關注。交通部部長楊傳堂說：家人連續三年搖號沒搖上，也常用打車軟件﹔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說：我坐飛機也被延誤過﹔農業部副部長牛盾說：我不會吃日本大米﹔旅游局原局長邵琪偉：我沒從日本買過馬桶。

　　把一個領域大家關注的熱點問題，拋給主管該領域的部長們，似乎已成兩會會場的套路。去年也有不少類似的問答：“你吃轉基因食品嗎？”農業部長韓長賦答：“我也在吃”﹔ “你用過4G嗎？”工信部長苗圩答：“我的手機卡還是3G的，但我經常體驗4G，資費的確較高”﹔“你抽煙嗎？”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凌成興答：“不抽”……

　　記者們之所以愛這麼問，首先有客觀因素，兩會會場採訪往往時間緊迫，見縫插針地提出這些封閉式問題，既方便部長們簡單作答，又呼應了公眾關切。其次，對部長們量身定制的類似提問，還隱含著深層的民意焦慮——對該領域的問題，部長們是否有著普通人般的切身體會。如果沒有這樣的痛感，那說明官員和民生之間存在隔膜﹔如果有這樣的體悟，則要引人思考為何問題還會長期懸而不決。

　　所以，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隱藏著可能令部長們尷尬的“陷阱”。能不能同甘共苦，事關公眾對特權的擔憂，對公平的關注。從諸多答復來看，部長們都明智地越過這個“陷阱”，選擇了坦誠有普通人面臨的苦樂，但這樣的回答，也就意味著承認他們知道現存的問題，也就要面臨有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案和日程表的追問。

　　事實上，網上已有人提出質疑，部長們能做到同患難不易，但民眾更希望看到的不是共患難，而是解決困難。這樣的質疑如果僅是針對部長們的用語，顯然有些吹毛求疵，畢竟部長們在匆促之間面對封閉式問題，也隻能簡略作答。民航局長說他坐的飛機也延誤，但恐怕不會因為這個“也”，他就覺得民眾延誤就是理所應當，我們也不能推斷他沒有做過解決延誤問題的努力。

　　兩會上的這種簡短問答，其實只是部長們和民意之間的一次互動，不必過度解讀。無論部長們答還是不答，這樣答還是那樣答，現實的問題就在那裡。汽車搖號、飛機延誤……種種問題都不會因為部長們的一兩句話而有太多變化。記者這些提問的最大意義是提醒，提醒部長們重視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公眾最期待的滿意答案，不是部長們口頭上的一兩句話，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

　　□敬一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