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為什麼不能用詩作報告

人民網2月20日電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賬號今日關注“為什麼不能用詩作報告”。全文如下：

報載某地開人大會，所作的報告卻是一首五言長詩，凡6000字，一韻到底。這到底是工作創新還是褻瀆職守，媒體議論紛紛。深究其理，值得玩味。

我們先分析一下“形式”。形式與內容本是對立統一，合作共事的。但是人們常記住了“統一”，忘了“對立”。原來形式本身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比如詩歌這個形式，就有句式、節奏、音韻的美，這是形式的資本，所以它總時時想逃離內容，鬧獨立。就像一個美女，不想與窮漢厮守，總想換一個大款過日子，她有這個本錢。這就是為什麼年年反形式主義，卻總是反不掉，就如年年掃黃，總是掃不盡，本性使然，規律所在。

形式愛表現，但它自己不能實現，必須借助於使用形式的人。天下的人可分兩類，一類是干實事的，雖也會用到形式，但內容第一。如經商、從政、軍事等等。另一類是玩形式的，專門開發形式的審美價值，如音樂、美術、語言等藝術家，形式第一。人各有好，術有專攻，本無可厚非。但最怕的是，亂了陣營。你是要干事還是要從藝，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宋徽宗、李后主，本是當皇帝的，但坐在龍椅上不辦公，一個愛畫畫，一個愛寫詞，雖也出了名，但都成了亡國之君，當了俘虜。還有那個愛作曲、會編舞的唐明皇，也招來了天下大亂，自毀江山。我們的干部總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責任，想要兩頭沾，既當宋徽宗又當唐太宗，既做政界的藝人，又做有才的官員。無數事實証明，於公，這是亡國之象﹔於私，這是身敗之症。 隻有放棄一頭，才能保住一頭。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中，有大才藝的人很多，但他們都知道孰輕孰重，毅然割愛才藝，獻身革命。陳毅參加革命前先參加了文學研究會，曾與徐志摩論詩﹔張聞天是第一個發表長文把詩人歌德介紹到中國的人﹔周恩來的話劇才能更是盡人皆知。但他們都不敢“以才害政”，也從不借政壇炫藝。

再說形式與內容搭檔也是有一定之規的，就像穿衣服要講場合。或可稱之為“形式倫理”。如果是純玩形式，有藝術界的行規﹔但要做事，特別是政事，就有政界的規矩：以事為主，選取適當形式。什麼叫“適當”，突出內容，淡化形式。比如穿“三點式”是健美比賽的形式，為突出肌肉的美﹔穿古裝，是演古裝戲的形式，為突出古典氛圍。政治報告重在時政闡述，要嚴肅、鮮明、直白、縝密，用長於浪漫、抒情、吟唱、夸張的詩歌形式去表現，就像參加晚宴時穿著古裝或“三點式”，那是怎樣的一種尷尬。就是單從語言表現來說，詩歌有格律管著也不能盡達政治之意。聞一多說寫詩是“帶著鐐銬跳舞”，用詩去作政治報告則是鐐銬之外又加了一層面具。比如，這篇6000字的報告，一色五言，一韻到底，你就是想“此處有掌聲”也會受到一層限制。歷史上曾有人以詩寫論文，唐代的司空圖用四言詩寫了一本《二十四詩品》，是學術名著，但也沒有超出以詩說詩的范圍。現在以詩來寫政治報告，這確如馬克思所說，是“驚人的一跳”。

形式是有逃離內容的本性，其實還是因為背后有一雙看不見的腿，有一個不專心正業的人。奇怪，在其他行業，如商業，就沒有人敢用詩歌來簽合同﹔軍界也沒有人敢用詩歌來下命令。因為，一是他的權力有限，二是立即就會碰釘子。而政界卻能出這種怪事。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政治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