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免職官員“官復原職”要能讓人讀懂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過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無期徒刑減刑至17年3個月。當年被免職的3名石家庄市領導，時任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已悉數復出。（8月12日《新京報》）

官員被免后復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按著組織提拔程序也不是不可以，關鍵則是要能師出有名，能經得起陽光的考驗，能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可，能對官員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然而，從三成復出的案例以及普遍引起輿論的嘩然效果來看，如今我們的“官復原職”似乎並未能做到這些。

問題根源則是因為相關法律和條例的漏洞，給相關部門留下了太多可操作的空間。一方面是對官員復職管理過為寬泛，缺乏詳盡而具體的規定。作為復職參考依據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其中“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和“可以按照有關規定”等表述似是而非，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容易給人留下較大的想象空間，難以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則是問責之時本身可能就有問題。如今，以免職問責官員已經成為相關部門應對輿論危機的慣用手段，不管出了什麼問題先免了再說，作為一種非處分問責其“進可攻退可守”，當中就不乏有避重就輕或代人受過現象，被問責時，被允諾了一定回報，包括未來復出和升遷等。

所以，也就有了從事發到問責，從事件冷卻到悄然復職的“亂彈琴”，進而還會出現從被發現復出到輿論嘩然，從解釋符合規定到最后不了了之的“糊涂賬”。

法制社會一切皆當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進行，無論是問責也好，還是復出也罷，都應當師出有名，事出有因，要讓公眾能夠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存在。稀裡糊涂的免職，堂而皇之的復職，隻能是挫傷政府公信力，損害部門形象。誠然，培養一名領導干部耗費了大量的經費資源，也或許其的確適合復出的崗位，但是這一些也都應當能讓公眾看的清楚，讀的明白，既包括復出的原因，也包括問責的依據等等。唯有此才能少些爭議與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