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女童救人身亡”不能評見義勇為？

“8歲女童救人身亡”不能評見義勇為？

背景：四川8歲女孩李微微為救落水小同伴溺水身亡。當地政府曾打算為其申報“見義勇為”稱號，卻未獲批准。當地官方稱，對未成年人見義勇為不提倡、不宣傳、不鼓勵，避免盲目模仿，所以建議不為其申報評定“見義勇為”稱號。

新京報發表汪代華的觀點：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寶貴重要。敬畏生命當從尊重個體生命開始，社會應從教育未成年人尊重生命開始。拒評見義勇為小英雄，是在向孩子們傳達一種權利觀念和自我保護意識，在一切權利中，最為重要的是生命的權利。在權利與道德的均衡中，權利優於道德。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敬畏人的生命價值。拒評見義勇為小英雄，看似無情實則有情。社會從人性化的關愛未成年人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視野就更開闊，思考更深入，就會更理性更人性化。

新京報發表高明勇的觀點：倡導和鼓勵“沒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確危險的情況下”不要輕易救人，或許是一種善意的提醒，乃至對特定群體的有效保護。但是，面對已經確認的見義勇為事實，以“不具備見義勇為的相關要件”為由拒絕，不僅罔顧事實，讓逝者難以瞑目，讓其家屬深感痛心，更讓潛在的見義勇為者感到心寒。換句話說，在面臨危險時挺身救人，作為一個8歲的孩子，更值得肯定。對於這個因救人溺亡的小姑娘，當地政府部門可以不提倡，但不能不肯定，別忘了界定見義勇為的初衷和本質是什麼。

小蔣隨想：無論有沒有“稱號”，8歲女童李微微的壯舉都是明白無誤的見義勇為！在未成年人見義應當如何作為的問題上，我們不能走兩個極端——過去許多年，向兒童灌輸過見義勇為的崇高，鼓勵孩子學習見義勇為，這導致一些不具備救援能力的孩子喪命。如今，不提倡孩子盲目救人，是出於保護未成年人，但切忌使孩子變得麻木不仁。須知，青少年階段是人生觀與價值觀塑造的關鍵期，社會必須讓孩子漸漸懂得尊重生命、責任擔當、守望相助，而不能等到18歲立刻要求“小大人”如何如何。一面是8歲女孩選擇舍命救人，另一面是成年人猶豫遇到摔倒老人該不該扶，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吊詭。以保護青少年的名義，“不承認”李微微見義勇為，這種邏輯很扯淡。

“地方好政策”咋成“挂羊頭賣狗肉”？

背景 新華網刊發一組信用體系建設的報道，讓江蘇睢寧縣陷入輿論質疑風潮。該縣在4年前，推出一套大眾信用評級制度，將鬧訪等行為納入信用評級，一推出即遭質疑。輿論認為該信用評級系統，是給人劃分三六九等的“良民証”。但在遭質疑后，該新政並未被廢置，而轉為低調執行。

華商報發表馬想斌的觀點：在睢寧，“政審考察、資格審核、執照審核、政策性扶持、補助項目”等基本社會服務都可以通過信用評價，成為“要挾”民眾提升個人行為的東西。甚至，在這樣一個評價體系內，公權將個人的責任無限放大。政府的如意算盤，不僅明目張膽地打錯了，甚至顛倒了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公共管理部門為民眾的權利服務，需要接受權利的監督和評價，這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換言之，在政府與公民之間，公民是最有權評價政府行為的，而不是政府以恩賜的姿態，給公民發放道德的小紅花，去換得公民本應該享受的公共服務。

新京報發表午夜侃人的觀點：盡管“良民”評級制在睢寧一直在施行，可其存在感很弱。除了輿論對其損害居民權益的一貫詬病，它的實操性也很差，非但遭遇銀行等方面的“軟抵抗”，就連征信辦都覺得獎懲措施“難落實”。按理說，這樣的征信體系，形同雞肋，早該摒棄。可據睢寧官員回憶，2010年3月首套方案被質疑后，時任縣委書記王天琦給出指示，埋頭搞，不回應，不辯解。可以肯定的是，有錯不糾，既是對民意的蔑視，也是對正當決策程序的架空，本質上也是權力脫羈，就此而言，它也沒理由不被置於強效制衡的框架下。

小蔣隨想：睢寧“變了味兒”的公民信用評級，是某些地方政策“挂羊頭賣狗肉”的點滴折射。比如，許多地方都打著公共利益的大旗拆遷征地，不惜強拆甚至鬧出血案，實質卻是看上了農民與拆遷戶的土地，地方行政者轉手一賣地，就能獲得數以億計的土地出讓金。還有，一些地方熱衷爭辦大型體育賽事，以擴大地方知名度、促進全民健身為口號，可到頭來，不僅花掉了大量本可用於改善民生的公共資金，而且賽后群眾很難踏進新建的體育場館……一些地方的官民關系為何緊張？恰恰是因為地方管理者給群眾留下了“糊弄老百姓”的印象。如何監管管理者，也是將權力者裝進民主監督之籠的應有之義。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