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時報：輿論監督與司法理性並非天生對頭

　　有質疑有回應，標准逐漸明晰，分歧慢慢縮小，這不就是輿論監督與司法理性的良性互動嗎？倒是要對某些法律人棒喝一下：不要一看到輿論監督，就擔憂起審判獨立。

　　6月12日，“唐慧女兒案”中的被告人周軍輝、秦星收到了來自最高法的刑事裁定書。兩人的死刑均被最高法裁定不核准，此案也被發回湖南高院重審。

　　在延宕了8年之后，屢次成為輿論風暴中心的這宗個案仍無定論，但一些評論家和法律界人士卻急著來為最高法的“理性”叫好。在這些“理性”的圍觀者看來，其他持不同觀點的都被“感性”裹脅了。包括湖南高院的原判決，也是被輿論所逼。一位知名評論人還援引湖南高院一位法官的話說，“我們這個判決，最后就是寄希望於最高院不核准，因為這個案子確實不應該判任何人死刑”。

　　不該判死刑卻判了，責任全在輿論。不核准死刑，就是法官理性。這樣的言論令人心寒。輿論當然會影響司法，但輿論如何能左右司法？

　　在眾聲喧嘩的公共輿論場，輿論從來未曾統一過。唐慧曾祈求最高法“督促湖南高院依法從重盡快判決7名被告死刑”，這一“祈求”就算是唐慧本人，也未奢望實現，那只是她借以和司法機關博弈的一個“要價”而已。傳統媒體的報道或評論，更找不出明確表示支持唐慧這一“祈求”的例子。相反，多數輿論都在呼吁法院依法公正裁判。也有眾多法律人撰文或接受訪談，對該案適用死刑表達了明確的反對。如果說輿論影響了司法，這些不同指向的輿論，都是影響因子。把一宗個案的裁判結果，歸結為受到了某人言論的左右，是極不負責的判斷。難道最高法這次裁定不核准死刑，也是受了某位法律人關於抵制輿論審判的不當影響，才變得“理性”了？

　　在這個自媒體時代，法官想要超然於輿論之外，幾無可能。對於輿論場上的不同聲音，願意兼聽的，不妨聽之。對自己的法律判斷和裁判技藝頗有信心的，無視輿論喧囂也無礙司法裁判。法院呈現公正並不在於他對輿論的研判或把握，而首先在於他是不是向公眾提供了一份有說服力的裁判文書。

　　昨天被廣為傳播的最高法院裁定書，其實也是一種輿論。法官透過裁定書，對不核准死刑的理由作了陳述，“鑒於周軍輝、秦星強迫賣淫的暴力、脅迫程度，犯罪情節的惡劣程度尚未達到情節特別嚴重，對二被告人以強迫賣淫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量刑不當”。這也是引發爭議最大的地方，周、秦的犯罪情節不算“特別嚴重”，那麼哪些情節才算得上呢？

　　可能是預料到民眾會就此提出質疑，最高法院昨天還以刑一庭負責人答媒體問的方式，對“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作了一番解釋。這位負責人舉例說，“如大規模強迫賣淫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強迫多名幼女賣淫的，多次在公共場所劫持他人拘禁后強迫賣淫的，或者強迫賣淫手段特別殘忍、造成被害人嚴重殘疾或者死亡等情形，才可考慮判處死刑”。

　　有質疑有回應，標准逐漸明晰，分歧慢慢縮小，這不就是輿論監督與司法理性的良性互動嗎？倒是要對某些法律人棒喝一下：不要一看到輿論監督，就擔憂起審判獨立。司法沒那麼脆弱，輿論也沒那麼強大。回到本案，就算唐慧多次上訪提出要判7名被告人死刑，試問哪位法官會照著唐慧的“輿論”就真這麼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