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
孕育過康德與貝多芬的國度,為何會出現希特勒的極權統治與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這段歷史帶給當今德國人怎樣的歷史意識?
回答這一問題的重任很大程度上由中小學歷史教育承擔。所以,要想知道當今德國人如何看待二戰往事,最直接的辦法也許是去聽一聽他們的歷史課。
法蘭克福歌德文理學校是德國一所普通中學,初高中歷史教材中,二戰歷史佔據全書約五分之一篇幅,其中“反猶主義及反猶大屠殺”的分量相當重。
細讀起來,書中反猶、屠猶史料之真實與豐富令人感嘆。在追溯反猶思想根源時,初中課本重現了大量二戰前乃至中世紀時歐洲丑化猶太人形象的圖文,包括希特勒自傳《我的奮斗》中的反猶段落、戈培爾等納粹分子的種族主義言論,以及納粹時期的反猶報刊與標識等。此外,記錄當時普通猶太人生活以及被隔離、驅逐的照片、日記等史料也被大量採用。講述猶太人大屠殺的部分,更是高密度地選用了《安妮日記》以及十多位集中營受難者的憶述,並配以集中營照片。
該校歷史教研室主任克普澤爾說,大量選用一手史料,是為了讓孩子們對歷史有直觀、清晰的感知。她特意提醒記者,教科書中有許多貼近青少年生活的圖片與故事,“第一步就是要讓學生覺得歷史與自己的生活相關,我們常讓他們設想,如果生在那個年代,自己的童年與青少年會如何度過”。
課堂教學之外,歷史老師們還會組織學生參觀當地的二戰紀念館,要求學生就二戰歷史與家人談話、寫下身邊長輩的親歷等,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記憶與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納粹罪行在歷史課本中淋漓展現,但教材本身幾乎從不加以直接的主觀評判,而是以研討方式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例如,初中教材中引用哲學家歐根·杜林1881年的一篇反猶文章,選段旁則是設計嚴謹精巧的“方法步驟”提示,包括讓學生“找出文中哪些語句是純粹的價值判斷,思考作者希望以此對讀者產生什麼影響”,“找出文章中哪些語句是人人都能認可的事實”等,按此步驟,反猶思想最終暴露真相——一種沒有事實依據的“意識形態”。
高中歷史教育的理論性與思辨性更強。德國當代著名作家馬汀·瓦爾澤曾在公開演講中批評當今德國的罪責反思做過了頭,有淪為政治宣傳的嫌疑。歷史課本以此為由頭,要求學生闡述自己的看法,並通過查閱文獻、走訪相關人士、最后寫成論文在課堂討論。克普澤爾說,學生們對經由自己獨立思考與鑽研得出的結論格外自信,而且“功夫越深,越會發現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和歷史共識難以推翻。”
值得一提的是,殘酷的反猶歷史對青少年而言無疑是一種負面的心理沖擊,德國歷史教育的對策並非淡化或模糊歷史真相,而是更多地發掘二戰期間德國人的抵抗活動以及戰后反思罪責的生動事例,以顯示並未泯滅的人性之善。歌德文理學校曾多次請來二戰親歷者,與學生面對面交流。
在歷史課上反思二戰,昭示當今多數德國人為何能夠以誠懇理性的態度面對歷史、確立身份認同並理解現實變遷的意義。克普澤爾說,她一生的工作,不過是希望學生們學會並勇於“向自身及周遭社會的所來之處發問”,而這,或許正是歷史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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